阪泉、涿鹿之战与黄帝都涿鹿

陈  平

关于黄帝与炎帝及蚩尤交战的古战场阪泉之野与涿鹿之野及黄帝都邑涿鹿的具体地望，在古书古注中大体有三处：一、在今河北省怀来县与北京市延庆县交界地区；二、在今北京正南面河北省的涿州市境内；三、在今河南修武县境内。

第一说：皇甫谧云阪泉“在上谷”。

应劭在《汉书•地理志》上谷郡涿鹿县下注云：“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张宴云：“涿鹿在上谷”。《帝王世纪》云：“黄帝都涿鹿，子《周官》幽州之域，在汉为上谷，……上谷本名彭城，今上谷有涿鹿县及蚩尤城、阪泉地，又有黄帝祠”。晋杜预《春秋释例》在《土地名•燕地》中指出：《左传》僖公二十五年的阪泉应该就是当时广宁涿鹿县的涿泉(按：涿似为阪之误)。《郡国志》以为：“妫州涿鹿城即黄帝擒蚩尤处，黄帝泉今枯而不流，即古之阪泉也”。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认为：“涿水在涿鹿山，世谓之张公泉，东北流迳涿鹿县故城南，王莽所谓褫陆也(按：即《汉书•地理志》上谷郡涿鹿县条下，班氏原注云：“莽曰抪陆”也)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留其民于涿鹿之阿，即于是也”。《魏土地记》云：“下洛城(今河北保安州)东南六十里有涿鹿城，城东一里有阪泉，泉上有黄帝祠”。《括地志》云：“阪泉今名黄帝泉，在妫州怀戎县东五十六里，又有涿鹿故城在妫州东南五十里，本黄帝所都也”。《晋太康地志》云：“涿鹿城东一里有阪泉，泉上有黄帝祠”。张琦曰：“涿鹿山在今宣化府保安州西南九十里”。程恩泽曰：“《汉志》上谷郡有涿鹿县”。刘昭则云：“是伐蚩尤之地”。《十三州志》云：“涿鹿东北至上谷城六十里”。《魏土地记》又云：“州(燕州)东南四十里有轩辕城，相黄帝所筑，今名古城。州西南九十里有涿鹿山，一名独鹿山，涿水出焉”。《水经注》又云：“(涿水)又东北与阪泉，上有黄帝祠”。以上诸书诸家所言秦汉魏晋上谷郡的涿鹿与阪泉，即唐妫州怀戎县的阪泉与涿鹿城，应当就是编者所列阪泉与涿鹿地望的第一处，即今河北省怀来县与北京市延庆县的交界地区。

第二说，涿州说，概因涿州也含涿鹿之“涿”望文生义而起。

第三说，河南修武县境内浊鹿故城说，同样也是缺乏根据的。

关于上谷涿鹿的具体地点，历代有多种说法。《魏土地记》云：“下洛城东南六十里有涿鹿城，城东一里有阪泉，泉上有黄帝祠。州东南四十里有轩辕城，相传黄帝所筑，今名古城。”文中的下洛城，即《汉书•地理志》的上谷郡下洛县。故城在今河北涿鹿县城西，具体里程不详。文中之“州”，当指魏之北燕州，州址即今河北怀来县城。若轩辕城即黄帝之都涿鹿，则似应在今河北怀来县城东四十里。《括地志》云：“阪泉，今名黄帝泉，在妫州怀戎县东南五十六里，本黄帝所都也。”唐之妫州原为北燕州，改妫州后宋仍沿之，州治怀戎县，即今河北怀来县。据此，则黄帝所都涿鹿故城则应在怀来县城东南五十六里处。验之地图，今怀来县城东南五十里，正在河北怀来与北京延庆县的分界线上，黄帝之都涿鹿，有可能就在这一带。今怀来县城东南五十六里，似已进入了北京延庆县西界，黄炎交战的阪泉似有可能就在这里。今延庆西界张山营乡有地名曰阪泉，或许与之正好相应。这里依山傍水，地势开阔，正是天然的古战场。而怀来盆地西南与汾河河谷、关中平原相连，东南越居庸山而与华北大平原相通，东北又与辽西走廊相接。关中平原与汾河平原是上古炎帝族活动地区，华北平原与海岱平原则是上古东夷蚩尤族活动地区(依近世诸家考证，一致认为蚩尤应为我国上古东夷的首领)，蒙古与陕、晋、冀北高原与辽西走廊正是北狄黄帝族的早期活动地区。近年，在辽西走廊的牛河梁和东山嘴发现了红山文化的大型积石冢墓、祭祀遗址和女神庙遗址，其规模之大，出土物之精美，令人叹为观止。据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推论，这里可能就是我国古史传说中黄帝族的早期文化遗址。当黄帝族自辽西走廊越过冀北山地想要进入炎帝族的汾河平原或东夷蚩尤族的华北、海岱平原时，塞北的怀来盆地自然就成了黄帝、炎帝与蚩尤三家的必争之地。因此，怀来盆地中部的古涿鹿之野与阪泉之野成为这三家大决斗的古战场，黄帝族进入中原后首先定都于今北京延庆县与河北怀来县交界的古涿鹿之邑，也就是情理中事了。因此，从这个角度上讲，说北京建城、定都已有近五千年历史，似也未尝不可；而《日下旧闻考》在《形胜》篇中说：“燕蓟为轩黄建都之地，康山带海，形势之雄伟博大，甲于天下”，也就不是什么夸饰之词了。

近年，有的学者撰文，认为炎、黄、蚩尤的交战地阪泉、涿鹿不应在战国秦汉时上谷郡的涿鹿县境(即今河北省怀来与北京延庆交界地区)，而应在河南修武县境内的古浊鹿城一带(见常征先生撰《京西涿鹿、阪泉非炎、黄、蚩尤战地说》一文，刊《北京社会科学》1989年3期)。编者认为，这一学术见解似未可视为定论，且不乏可商榷之余地。首先，这位学者否定战国秦汉上谷郡涿鹿为炎、黄、蚩尤战地阪泉、涿鹿的理由，似乎是不够充分的。这位学者对炎、黄、蚩尤三大部落联盟分布地域的划分，也似乎过于狭小了一点，而且还往往将这些部落联盟后来的迁徙、发展之地，误当成了其原始的发祥地。炎帝族，为姜姓。姜即是羌，因此炎帝族当是上古西北西羌集团的代表，其原始发祥地应在今陕、甘、青、宁的大西北地区，鄂西北、河南、山西等地，则当是其族东渐后之所至；黄帝，姬姓，其族乃上古北狄集团的代表，其原始发祥地似当在今陕西、晋北、冀北、内蒙及辽西地区，河南则应是其族后来南徙之所至；蚩尤族是上古东夷族的代表，其原始发祥地应在今山东海岱地区，其族后来的迁徙分布，北可至河北燕山南麓与太行山东麓的华北平原北部，东夷的颛顼、偃姓之民在这里曾有过广泛的分布，东夷蚩尤族在这一地区也应有较强大的力量。燕山南麓与太行山东麓的华北平原西北部，离京西燕山古上谷郡涿鹿很近。因此，蚩尤族恐怕未必就是一个“需师行两千里以外方可能到官厅水库地区与黄帝作战”的遥远而难至的部族。此外，三族临时的军事集结会战地，并不等于这三族全部成员的永久性居住地。这位学者在否定京西涿鹿、阪泉为炎、黄、蚩尤战地时，所发出的“如果黄帝族果然都居住在水库西南的涿鹿，即使他是一个部落集团，分布区又为何如此其小，以致五里之外便是拥有九大部落八十一氏族的蚩尤之城”的质疑表明，他很有可能是把这三大部族军事力量的临时集结、会战地，与这三大部族全体成员的永久性居住地这两个根本不同的概念弄混淆了。因此，他以此为由而对京西涿鹿、阪泉为炎、黄、蚩尤争战地说而作出的否定，恐怕也就不是很充分、可信的了。这位学者之所以会否定京西涿鹿、阪泉为炎、黄、蚩尤战地，而肯定河南修武县古浊鹿为炎、黄、蚩尤战地，其最重要的理论基础，我以为就是他所持的“中国农业文明发祥地在黄河中下游”之说，也就是中华远古文明以黄河中下游为中心的传统说法。根据这个传统理论，炎、黄、蚩尤的战地涿鹿就不能位于远离黄河中下游这个文明中心的京西之地，而只能处于这个中心之内的今河南省修武古浊鹿城附近。当代中国大量新石器时代考古新发现表明：中国农业文明的发祥地并不仅限于传统所认为的黄河中下游地区，长江中下游、黄河中上游、长城南北和海岱地区也都存在着足以与黄河中下游相媲美、相匹敌的高度发达的上古农业文明。我国历史与考古学界根据这一基本事实归纳总结，近年便提出了以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所首倡的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区系文化理论”。这一新理论的核心，就是在肯定黄河中下游古农业文明对华夏古文明主导地位的同时，充分认识并高度肯定长江中下游、黄河中上游、海岱地区和长城南北等其他地区所存在的高度发达的古农业文明，及其对华夏古文明形成所具有的重要地位与强大影响。根据这些考古新发现和由此而产生的上述新理论，古代著名部落集团、部落联盟的出现，未必仅限于黄河中下游地区而不可能出现于长城南北、长江中下游等其他地区；同理，炎、黄、蚩尤的战地，也就未必仅限于黄河中下游而不可能处于长城南北的京西地区。而从文献依据与山川形势分析，京西地区似更具有成为炎、黄、蚩尤交战地的条件与可能。  

（陈平：北京市考古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