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铸鼎与合符釜山史迹考察

张  翀

历史文献中有黄帝铸鼎的记载，这是叙述黄帝与鼎的故事。《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获宝鼎，迎日推策。”但《史记•封禅书》又说了：“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下迎黄帝。”这两段文字被先秦历史学者常引，甚至变成了习语，但有聪慧者就看出了其中端倪。“在同一部书中，有黄帝‘铸鼎’和‘获鼎’的不同说法，可见黄帝铸鼎仅是一种传说，尤其是鼎铸成，黄帝骑龙升仙，具有强烈的神话色彩……”黄帝作为人文初祖，举凡遗迹或是文明的诸要素，世人总爱朝其身上靠拢，彷佛不如此就不能证明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在世代流传的文献中，黄帝彷佛是无所不能的大帝，不仅铸鼎，还兼铸钟。

昔黄帝以其缓急作五声，以政五钟。令其五钟，一曰青钟大音，二曰赤钟重心，三曰黄钟洒光，四曰景钟况其明，五曰黑钟隐其常。五声既调，然后立五行以正天时，五官以正人位。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管子•五行》）
这段文字无非是反映着古代一种天人合一的思想，并非真是黄帝要摆开架势，铸鼎铸钟，从目前所知的考古发现来看，并非有五帝时代，即新石器晚期到夏代前期的铜鼎、铜钟的遗存。古人之所以如此记载文献，无非是想明确的表明一种观念：鼎，在中国古代社会是最高权力的象征。黄帝“铸鼎”或“获鼎”都应是一种比喻性质的象征，与“尊轩辕为天子”相呼应，反映着黄帝时进入文明初曙的时代，但无论如何，不能说明黄帝时己经具备能够铸鼎的技术条件。毕竟冶铸铜鼎是一件极为复杂的工艺，需要采矿、模范、刻画、浇铸等诸多工种配合才能完成的。对于这些，我们必须要探究一下史前时期关于“鼎”的真实器用。

虽然铜鼎在二里头文化中才能见其踪迹，但陶质的鼎在史前时期就已经大行其道了。最初，史前先民炊煮食物是用平底的陶釜(类似盆的一种器具，但比盆腹深)加上支架一类的组合型工具。这在广大的黄河、淮河、长江流域的史前文化都能看到，如河北南部太行山东麓的磁山文化、泰沂山脉北麓的后李文化、鲁中南山地东南的山前高亢地带的北辛文化等是用陶釜加石支架；长江流域有湘西北的彭头山文化、皂市下层文化、长江西陵峡两岸的城背溪文化、浙江宁绍地区的河姆渡文化等较多南方地域的史前文化，就将陶釜改为夹砂筒形平底盂，而用上端为三角形，中下端空心的陶支架代替石支架。但是在实际使用中，这种下端容有柴堆积并燃烧的空间的组合型器具，就显出搬用、存放的不便了，在物力缺乏的史前社会尤为突出。能够搁置平底或圆底炊器的灶要到很晚才出现了，所以带有三条或四条腿的陶鼎就应运而生了，陶鼎是陶釜和支架的结合体，鼎足起着支架的作用，这可以称之为新石器时代陶炊器制作的一大进步，也奠定了商周时期拥有大量铜鼎的基调。商周时期众多朴素实用铜鼎底部积着大量灰烬怠痕就是明证。

我们现在发现并出土了商周时期大量的青铜鼎，那么再早时期呢，位于五帝时代的黄帝有无铸鼎举措？目前所见铜鼎，最早为夏代后期。文献则相传夏朝禹之子启时就开始铸造的鼎，较早的出处见于《左传》、《墨子》等文献。《左传》宣公三年曰：“昔夏之万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墨子•耕柱》则称：“昔者夏后开(启)使蜚廉折金于山川，而陶铸之于昆吾，……九鼎既成，迁于三国”①。有了这段文献的记载，《史记•封禅书》中才会栉比罗列讲，“黄帝作宝鼎三，象天地人。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以宝鼎三来象征天地人不能完全说过于附会，但也有着三皇或三才的影子。郑樵在 《通志•三皇纪•序》中，也有如下的话：三皇者：天皇、地皇、人皇是也。其说不一，无所取证。当取汉代伏羲为天皇，神农为人王，黄帝为地皇之说为正。伏羲作《连山》，神农作《归藏》，黄帝作《坤乾》。

有学者认为郑樵的说法是把这一三皇说附会牵合于神话中的三皇说，而且还附会牵合于伪《三坟书》了，但《史记•封禅书》的这一句未尝没有类似的色彩。但黄帝有无真实的铸鼎举动呢？结合文献及考古发现，答案还是肯定的，如在三门峡灵宝市西黄帝铸鼎原上的发现。②
据许先生介绍，1999年原黄帝铸鼎原管理处主任赵项申同志在西坡遗址灵阳公路旁边的灰坑中发现一块火烧过的铜矿石，大小约4×6公分见方，引起专家们的重视。1998年5月至8月，灵宝市文管所与铸鼎原管理处联合对荆山黄帝遗迹进行调查，在海拔1980米的具茨山发现古代采铜矿洞遗址一处。洞高6米，宽5米，进深17米，在洞口及其周围发现有砍砸器、敲砸器和高品位的铜矿石以及用柴炭烧结的铜矿石块，从而进一步证实《史记•封禅书》曾有“黄帝采首山之铜，铸鼎于荆山之下”的记述。以往人们往往将首山附会到昔南永济中条山的首山或河南省襄县。岂不知，荆山亦是秦岭之首，也称首山。甚至早在50年代曾在西安半坡、陕西华县姜寨仰韶遗址中出土有铜片的情况，可以认为黄帝时代已具有冶铜的可能性。

我们研究上古史，不仅要注意文献和考古材料的关系，还更应该区分和梳理传说和历史的钩缕，具体来说对于黄帝其人其事，就要审慎地考辨黄帝史迹和黄帝文化的异同了。以上，我们较为详细考察了黄帝铸鼎的史迹，而黄帝合符釜山的相关记载也是甚为相同。

《史记•五帝本纪》记载，“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迁徒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官名皆以云命，为云师。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万国和，而鬼神山川封禅与为多焉。获宝鼎，迎日推策。”可见黄帝铸鼎和合符釜山不无关系。

索隐又曰：合诸侯符契圭瑞，而朝之于釜山，犹禹会诸侯于涂山然也。又案：郭子横洞冥记称东方朔云 “东海大明之墟有釜山，山出瑞云，应王者之符命”，如尧时有赤云之祥之类。盖黄帝黄云之瑞，故曰“合符应于釜山”也。
正义括地志云：釜山在妫州怀戎县北三里，山上有舜庙。

正义又曰：广平曰阿。涿鹿，山名，已见上。涿鹿故城在山下，即黄帝所都之邑于山下平地。

《帝王世纪》亦记载:（黄帝）又征诸侯，使力牧、神皇直讨蚩尤氏，擒于涿鹿之野，使应龙杀之于凶黎之丘。凡五十二战而天下大服。

从上面文献可以知道黄帝是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与万邦氏族领神，包括炎帝与蚩尤，“合符釜山”。在“釜山”结盟，建立酋邦制国家，之后，并确定建立军队制度，甚至有铸宝鼎铭功纪胜之举。另外，从所谓“阪泉之战”和“涿鹿之战”，以及“邑于涿鹿之阿”，也可确定黄帝合符釜山的地望所在。而有关黄帝或者黄帝文化的遗留，如涿鹿县境内至今依然保存有黄帝城、蚩尤寨、蚩尤坟、炎帝营等23处古遗址遗迹却需要仔细甄别，有些还需做进一步的考古发掘工作。

最后再多说几句，当年围绕“合符”集大成的标志——“九鼎”的最饶有兴味的故事，莫过于楚王问鼎了。现不顾篇幅所限，录《史记》原文如下：

八年，伐陆浑戎，遂至洛，观兵于周郊。周定王使王孙满劳楚王。楚王问鼎小大轻重，对曰：“在德不在鼎。”庄王曰：“子无阻九鼎！楚国折钧之喙，足以为九鼎。”王孙满曰：“呜呼！君王其忘之乎？昔虞夏之盛，远方皆至，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桀有乱德，鼎迁于殷，载祀六百。殷纣暴虐，鼎迁于周。德之休明，虽小必重；其奸回昏乱，虽大必轻。昔成王定鼎于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楚王乃归。

这段故事让太史公寥寥几笔也说得声情并茂，宛若再现，太史公此段亦是本于《左传•宣公三年》的有关记载。或可见在当时王臣上下，“鼎”之“重”已牢不可破，其先已早有苗头。“周公复卜申视，卒营筑，居九鼎焉”就可看出，九鼎乃己略是政权的象征。这为成语“定鼎中原”的滥觞，凡与鼎有关的一些成语也大多由此发轫。因为宝鼎一直在国人心目“悬挂”，我们中华古老的国度重诺守信，礼仪有度的风范保留至今。与人相交，也讲究“一言九鼎”，其语出上文引过的《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乃是毛遂的故事，全文如下：“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赵重于九鼎大吕。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胜不敢复相士”。然春秋之时，周室衰微，群雄并起，陵王室而窥宝器，遂有“问鼎”的故事，但“九鼎”一直存周，故有“鼎定中原”之说。与鼎有关的成语何其多哉——诗礼簪缨的世家，我们也能称之为钟铭鼎食之家——这里不能一一尽举。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九鼎的播迁说明它在阶级社会初期已从日用器皿中分化出来，被赋予了神圣的意义，变成了象征最高权力的传国之宝”③。周王朝以“小邦周”的身份取代当时巍巍的“大邑商”，采取的首要统治手段之一就是如何对九鼎的处置，“乃用南宫百达、史佚迁九鼎三巫”④。

九鼎是中国传统文化、礼仪制度极度物化的代表，可以说它体现了王权的集中和至高无上，反映了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昌盛。几千年来，一直被人们视为中华民族传世之国宝，鼎和其相关的祖庙的仪式性建筑便成为“文明”发展由量变到质变的物质标志。⑤美国芝加哥大学华裔教授巫鸿先生在一篇题为《九鼎传说与中国古代美术中的“纪念碑性”》的文章说，九鼎不仅仅标志某一特殊政治权利，同时也象征了政治权利本身。或者可以提醒我们，我们对九鼎的追寻不能拘泥与对实物的追踪，而是拓展到精神领域，因为“九鼎的迁徒因此成为历史进程的同义词”，“九鼎的政治象征意义之所以能够历经每个王朝数百年地流传下去，正是因为它们在祭祖中持续使用可以不断充实和更新对以往先王的回忆。

罗琨先生在《“九鼎”的传说及其史实素地的思考》文中的一些思考，或许给我们以新的启迪：“‘禹铸九鼎’的传说，利用现代考古学知识很容易判定它是‘伪古史’。但是如果梳理有关传说，区分其时代，追溯其祖型，就可以发现这个故事，正是‘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一个典型事例，它是逐步形成的，却不是任意的伪造。”⑦罗琨先生认为，“禹铸九鼎”在历史上是不存在的，然而却也不是任意的伪造，追寻它的形成过程，依然可以发掘出某些真实历史的素地，对于认识中华古代文明的形成发展有所启示。由此看来，“从秦汉唐宋帝王的求鼎、迎鼎、铸鼎可知，自秦统一中国以后，对九鼎的重视主要集中于它的“遭圣则兴”和“以象九州”，赋予它国家统一和强盛的象征意义。在新社会时期，九鼎的意义也必然发生了一定意义上的变更、砺新。然而，在基于中华民族精神传承的意义上，“九鼎”究竟是什么可能也显得不那么重要了，也许这个谜在将来进一步的考古发现可能会予以揭开。鼎以其厚重、稳定、华贵、高大，成为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而蕴结在九鼎上的中华民族最本质、最内核的精神却薪火传承，口口相传，历百代而不息。

                                                                                            （张  翀：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注释：
①孙诒让：《墨子间诂》，中华书局1954年版。别本此句为“昔者夏后开（启）使蜚廉折金于山，以铸鼎于昆吾”。      
②许永生：《黄帝铸鼎原与中华文明起源》，《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第2卷第4期。
③赵世超:《铸鼎象物说》，《社会科学战线》2004年第4期。
④《逸周书，克殷解》
⑤李京华:《再谈“一鼎三鼎和九鼎”》，《寻根》。
⑥巫鸿：《九鼎传说与中国古代美术中的“纪念碑性”》，《礼仪中的美术——巫鸿中国古代美术更文编》，三联书店2005年版。
⑦罗琨：《九鼎的传说及其史实素地的思考》，载陈祖武主编《从考古到史学研究之路——尹达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1906-2006）》，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