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涿鹿地望及相关问题辨析
沈长云 白国红
黄帝是中华民族的始祖，又是一位伟大的人文初祖，与他相关的遗迹和事迹，遍布中华大地，遍见文献典籍，为后世子孙所景仰。我们满怀崇敬之心，欲对与黄帝有关问题略述自己的看法，以就教于诸位万家。
古涿鹿地望辨析。古涿鹿是黄帝族的兴盛之地，对其地理位置的确定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然而，自汉代以来这一问题即呈现众说纷纭的局面，就我们目力所及，已有近十种观点。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河北涿鹿说和山西运城说。仔细梳理文献和前人的论证，我们认为，河北涿鹿说较之山西运城说更为令人信服。具体理由如下所述：
1、先秦古籍中多次明确提到古“涿鹿”，根本无需待音转而定。持山西运城说的学者。根据我国历史文献尤其是先秦文献中存在的同音假借现象，将“涿鹿”同音假借为“浊卤”或“浊陆”，⑴以与山西运城之有盐池相对应，从而得出古涿鹿在山西运城的结论。虽然在中国古代历史研究中“同音假借”方法的正确施用确实在破解许多历史疑难时都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但是，这一方法的运用首先要克服的就是随意性。而先秦古籍中多次明确提到“涿鹿”，根本无需待音转而定：
（1）《逸周书•尝麦解》：“蚩尤乃逐帝，争于涿鹿之阿，九隅无遗。”
（2）《战国策•秦策》：“神农伐补遂，黄帝伐涿鹿而擒蚩尤。”
（3）《庄子•盗跖》“……然而黄帝不能致德，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流血百里。”
（4）《太平御览》卷十九引《归藏》佚文：“昔黄帝与炎神争斗涿鹿之野，将战，筮于巫咸。”
在这些先秦文献中，都没有将“涿鹿”同音假借为其它写法，可见，“涿鹿”实为某一古地名的确称，这自然就否定了因将“涿鹿”假借为“浊卤”或“浊陆”而推导出的此地应在山西运城的说法，为我们论证其地即为今河北涿鹿提供了前提。
2、《山海经》中相关内容的记述为我们提供了古“涿鹿”在我国北方的证据。《山海经》一书因记载了大量神异怪诞之事，导致学者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其学术价值产生严重怀疑。然而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在对此书进行严肃、细致的研究之后，充分肯定了它的地理学价值。⑵更有学者认为，“特别要强调的是，《山海经》是一部没有经过后人系统化处理的古籍，其中关于地理的资料是最古老，也是非常可信的。”⑶上述所言，是我们进行本节论述的重要前提。
首先，《山海经》中记载有许多后裔散居北方，具体引述如下：
（1）《大荒西经》：“有北狄之国。黄帝之孙曰始均，始均生北狄。”
（2）《大荒北经》：“有毛民之国，依姓，食黍，使四鸟。”在 《国语•晋语四》有关黄帝之子得姓的记载中即有“依姓”一支，可见，此“毛民之国”为黄帝后裔所建。
(3)《大荒北经》：“有大人之国，（釐）姓，黍食。”“（釐）”、“僖”二字古文献中经常通用，而“僖姓”也是《国语•晋语四》中所记黄帝后裔之一支。可知，此“大人之国”也是黄帝后裔所立之国。
（4）《大荒北经》：“又有无肠之国，是任姓，无继之，食鱼。”“任姓”也是《国语•晋语四》中所言黄帝分姓诸子中的一支。
（5）《大荒北经》：“有儋耳之国，任姓。”《国语•晋语四》中所载黄帝后裔有“任姓”一支。
（6）《大荒北经》：“黄帝生苗龙，苗龙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白犬有牝牡，是为犬戎。”
（7）《海外北经》：“北方禺强，人面鸟身，珥两青蛇，践两青蛇。”郭璞注：“宇玄冥，水神也。”庄周曰：“禺强立于北极。一曰禺京。”而“禺京”为黄帝后裔，又在《大荒东经》中有载：“黄帝生禺虢，禺虢生禺京，禺京处北海，禺虢处东海，是为海神。”可知，身处北方的“禺强”也是黄帝后裔。
从上所引篇目及内容均可得出黄帝多有后裔散处北方的结论。
其次，与涿鹿大战有牵涉的数位人物(或称部族)，他们在《山海经》中出现时多与北方有关。
（1）《大荒北经》：“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风止，遂杀蚩尤。”
（2）《大荒北经》：“大荒之中，有山名曰成都载天，有人珥两黄蛇，把两黄蛇，名曰夸父。”同篇又载：“应龙已杀蚩尤，又杀夸父。”按袁珂先生的见解，在黄帝与蚩尤之战中，夸父是蚩尤的同盟。⑷
（3）此外，夸父又在《海外北经》中出现：“(夸父)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
（4）《绎史》卷五引《黄帝内传》有“黄帝斩蚩尤，蚕神献丝，乃称织维之功”的记载，此蚕神在《海外北经》中也见载：“欧丝之野，在大踵东，一女子跪据树欧丝。”
从上述人物（或称部族）在《山海经》中出现的篇目可知，他们应处在北部地带。
既然黄帝的后裔们多居处北方，与黄帝有密切关系的诸位著名人物（或称部族)也居于北方，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黄帝族居住的地方应在北方，南至山西运城的可能性很小，如此，唯一能与之对应的即今河北涿鹿。
3、周武王建国后封黄帝后于蓟，这是证明与黄帝相关联的涿鹿即今河北涿鹿的最有力证据。相关文献记载见于《礼记•乐记》：“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封帝尧之后于祝，封帝舜之后于陈。下车而封夏后氏之后于杞，投殷之后于宋。”除此之外，《史记•乐书》也有相同的记载。⑸从中可以看出，周武王褒封先圣王之后并不是随意为之，而是将其封建在各自的故地。周人乃是黄帝后裔，这是学术界公认的，对于自己祖先的原居地应该是清楚的，周武王既然将黄帝之后封于蓟，这显然是周人肯定“蓟”及其周边就是黄帝族的原居地。而“蓟”的地望即今北京市西部，与今河北涿鹿近在咫尺。由此说黄帝族所居之古涿鹿就是今天的河北涿鹿大概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4、从黄帝姻亲方雷氏（或称西陵氏）地望也可推知古涿鹿就是指今天的河北涿鹿。我们说方雷氏就是西陵氏是有文献依据的，《国语•晋语四》说：“黄帝之子二十五人，唯青阳与夷鼓皆为己姓，青阳，方雷氏之甥也。”而《史记•五帝本纪》则记载：“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嫘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嚣，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木。”从这两则记载可知，西陵氏即方霄氏，是同一部族的不同名称。这一部族的居地已有学者进行过考证，认为与古纍水（又称雷水）及古雷首山有密切关系，而古纍水就是今天发源于山西北部境内的桑干河，古雷首山则是今山西北部雁门关附近的累头山。⑹这一带应该就是方雷氏的居地。那么，作为方雷氏的姻亲部族，黄帝族的居地古涿鹿应该距它不远，从方雷氏又称西陵氏我们可以得到启示，黄帝族很可能就在它的东部，与其对应的正是今河北涿鹿。
5、司马迁认为涿鹿应在北方。《史记•五帝本纪》记太史公曰：“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以西汉首都长安为座标，他“北过”的涿鹿只能是今河北涿鹿，而绝不会是今山西运城。
6、汉代在上谷郡设涿鹿县，见于《汉书•地理志》，其地正在今河北涿鹿。有学者说，涿鹿为汉时所置县，为后起之名，不能以之作为古涿鹿在河北的证据。⑺我们看来，恰恰相反，这正证明直到汉代人们还都相信古涿鹿就在这一带，所以才有政府袭用古地名置县的举动。
7、北魏郦道元所作《水经注》也持古涿鹿应今河北的观点。他在为“纍水出雁门阴，东北过代郡桑干县南，又东过涿鹿县北”句作注时写道:“……涿水出涿鹿山，世谓之张公泉，东北流迳涿鹿县故城南……。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留其民于涿鹿之阿，即于是也。”
8、从考古发掘来看，作为黄帝后裔的周人，死后葬式头向多北向，学者认为，这也可以接地表明黄帝族的故地应在北方，因为“尽管对于墓葬头向所表示的含义目前学者尚有不同看法，但认为其表示墓主人共同来源方向这样一种认识仍不失为一种具有说服力的解释。……祟拜祖先和祟拜亲族间凝聚力的周人大概正是以其死后埋葬的方式表示自己共同的祖源的。”⑻“结合周初封”黄帝之后于蓟的记载，则周人推祟的故地自然应该是今河北涿鹿了。
以上列举了八条证据来说明我们的观点，应该可以得出古涿鹿在今河北涿鹿的结论。
（二）涿鹿之战原因辨析。涿鹿之战奠定了黄帝族在当时各部族中的优势地位，因此分析此战发生的原因是很有意义的。
对此战发生的原因做系统叙述的首推《史记•五帝本纪》，其中有言：“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于，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太史公笔下呈现一个世代更迭的场景，在当时的统治者神农氏政治衰微，无力掌控天下之时，天下出现动荡的局面，蚩尤以一个“暴虐”、“作乱”的枭雄面目出现，搅动天下大局。黄帝则以“修德”为根本，以“振兵”为手段，通过以“涿鹿大战”为转折点的一系列战争，诛杀蚩尤，重建当时的社会秩序。简言之，太史公笔下涿鹿之战爆发的原因就是黄帝要“除暴安良”，恢复天下秩序。太史公这样记载并非无据，其它文献也有类似的说法，《逸周书•尝麦解》即言：“昔天之妆，作二后，乃设建典。命赤帝分正二卿，命蚩尤于宇少昊，以临四方，司上天未成之庆。蚩尤乃逐帝，争于涿鹿之阿，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以甲兵释怒，用大正顺天思序。”《尚书•吕刑》也说：“若古有训，蚩尤惟始作乱。”以上是传统文献透露出的涿鹿之战爆发的原因。
持涿鹿为西运城说的学者认为，涿鹿即“浊卤”，涿鹿之战是黄帝、蚩尤两大集团为争夺位于今山西运城的盐池中的食盐而爆发的战争。⑼然而，将“蚩尤”与“盐池”相联系已经是非常晚起的记载了，见于北宋沈括的《梦溪笔谈》卷三，其文曰：“解州盐泽方百二十里，久雨，四山之水悉注其中，未尝溢。大早，未尝涸。卤色正赤，在阪泉之下，俚俗谓之‘蚩尤血’”。又曰：“轩辕冢氏诛蚩尤于涿鹿之野，血入池化卤，万世之人食焉。今池南有蚩尤城，相传是其葬处。”稍作分析即可知，沈括这一记载带有太过浓厚的韵味，且不见于更古的文献，不足信。
况且，对于后世之人来说，食盐固然是不可或缺的生活必需品，但是，我们并不能就此判定黄帝、蚩尤时期食盐已进入先民们的生活领域。至于我国先民食用“盐”起于何时，文献中的记载并不确切。《礼记•郊行牲》中尚有“大羹不和，贵其质也”的记载，在我国历史上周代贵州讲究饮食美味是非常著名的，即使这样，在他们眼中，不放任何调味品（当然也不放盐）的“大羹”却依然是诸羹之本，使用它，体现着崇尚传统。可以推知，我国先民在进入火食生活之后，还经历过一个相当长的“淡食”时期。据学者研究，甲骨文中已有“卤”字，又有“卤小臣”一词，可知商代已有盐官之设，“专门负责盐政管理，对卤盐进行官方控制。”而且，商王还将“卤”作为祭品以祭祀先王。⑽文献中，也是在夏末商初的伊尹“负鼎俎，以滋味说汤，至于王道。”⑾ 与甲骨文的记载正可相互印证。因此说夏商时期，食盐已进入我国先民的日常生活，是可信的，学者更进一步推定，今知黄河中游自古以来最大的自然卤盐盛产地，是山西省西南部黄河由北折而东向的解州盐池，等高远望，白茫茫一片皆系卤泽，即《说文》‘盐’宇条说的“河东盐池”，这里在夏商时代均属于中原王朝控制领地或军事必争之地，疑夏商时代卤盐之大宗主要来自该地。⑿那么，今山西运城的盐池是夏商王朝食盐的主要产地，应该是可信，至于黄帝、蚩尤时期的相关情况，则还需要确切的材料来证明。
如果接着追究我国先民食盐的历史，那么，还可以在《世本》中找到一条线索。《世本•作篇》秦嘉谟辑补本有言“夙沙作煮盐”，孙冯翼集本、张澍集补注本和雷学淇校辑本写成“宿沙作煮盐”，宋衷注曰：“夙沙氏，炎帝之诸侯”，《北堂书钞》引《世本》则说：“夙沙，黄帝臣。”如此，不正是证明了炎黄时期我国先民己开始使用食盐吗？需要讲明的是，这条资料说到 “盐”应该是海盐，然非卤盐，证据有二：一是《世本•作篇》王谟辑本正作“夙沙氏煮海为盐”；二是夙沙氏为古部落名，其地望在今山东胶东地区。⒀ 直到春秋时期，这一姓氏仍然存在并依旧生活在其故地，齐灵公的臣子中就有名“夙沙卫”者，见于《左传•襄公十八年》，应该就是远古部族凤沙氏的后裔。因此，凤沙氏所煮当为海盐无疑，与山西运城的卤盐没有什么关系。
除以上所论外，还有一条旁证，即：先族先祖廪君与盐神的传说，《世本•氏姓篇》（秦嘉谟辑补本）言：“盐水有神女谓廪君曰：‘此地广大，鱼盐所出，愿留共居。’廪君不许。”这条资料似乎透露远古时期先民们对于“盐”的重要性的认识还不充分。
总而言之，就现在所见的资料来看，食盐成为我国先民们食物中的调味品的确切时间是在夏商时期。在此之前，食盐是否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还没有明确的证据，黄帝、蚩尤时期即使人们已经开始食用盐，也应该是海盐，且并不可或缺。故而，因“卤盐”引发战争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
我们认为，考察涿鹿之战爆发的原因，除太史公等所记述的社会因素外，还应该把气候因素考虑进去。1972年，竺可桢先生发表了《中国五千年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其结论是：“在近五千年中的最初二千年，即从仰韶文化到安阳殷墟，大部分时间高于现在2℃左右。一月温度大约比现在高3℃～5℃。”⒁在此基础上，学者们经过进一步的研究，最终提出了“仰韶温暖期”的概念，并逐渐得到公认。需要指出的是，仰韶温暖期尽管与仰韶文化相关，但并不仅仅限于仰韶文化的时期，也就是说，并不仅指距今约6000～5000年的仰韶文化时期，而是要远远大于这一时期。⒂现在，学者们一般把仰韶温暖期的起止时间界定在距今8000～3000年之间。⒃另外，从空间范围看，仰韶温暖期的生态区域也不局限于仰韶文化的分布范围，它可以用来表示我国各地全新世中期生态环境的基本状况。⒄ 学者们研究认为，这一时期是全新世以来气候最佳适宜期，处在南北交接“生态过渡带”的黄河中下游地区，气候温暖湿润，植物繁茂，动物众多，水源充足，黄土疏松肥沃，这些适宜的生态环境为我国先民们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生存条件。⒅ 由此可知，黄帝、蚩尤时期，无论是经营原始农业的各个部落，还是从事游牧活动的各个部落，甚或依然处于采集、渔猎阶段的各个部族，都有相当优越的生活环境和生活资料来源。如此，这一时期社会应该呈现安定、祥和的氛围才与之相应，为何反而是在这个时期出现了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涿鹿大战呢？
为了解决这一疑问，我们还是需要将与黄帝、蚩尤有关的文献资料拿来进行仔细的分析，从中可以发现，黄帝、蚩尤时期应该有过一个气候异常的阶段，因为在双方进行涿鹿大战折文献中，夹杂着许多与气候因素与关的传说：
其一，是有关女魃的传说。《山海经•大荒北经》记载：“有人衣青衣，名曰黄帝女魃。……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魃不得复上，所居不雨。”可见，女魃是“干旱”的象征。
其二，是有关应龙的传说。《山海经•大荒北经》曰：“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蓄水。”《大荒东经》则言：“大荒东北隅中，有山名凶黎之丘。应龙处南极，杀蚩尤与夸父。不得复上，故下数旱，旱而为应龙之状，乃得大雨。”《大荒北经》又言：“应龙已杀蚩尤，又杀夸父，乃去南方处之，故南方多雨。”可知，应龙的出现是与“雨”相伴随的。
其三，是夸父追日的传说。《山海经•海外北经》记载：“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从中，我们可以读到烈日肆虐、河道干涸的景象。
有关这一时期气候异常的情况，在战国时期的诸子文献中也有透露。《庄子•在宥》就有“自而 (指黄帝)治天下，云气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黄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的说法。《文子》中也有赤帝（炎帝）为炎灾，故黄帝提供了重新整合天下的历史机缘。
（三）合符釜山的真实性和历史意义。根据《史记•五帝本纪》的记述，“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其足迹所践，“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最终，“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建立起黄帝族统治的“天下”。这是真实的历史吗？我们静心思考后，得出了肯定的答案。
首先，太史公是亲身考察、深思熟虑后才下笔成文的。这从《五帝本纪》篇末太史公一段叙述即可表明了，太史公也曾面对“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书缺有间矣”这样纷繁而茫然的困境，但他经过自己的“好学深思”，终于“心知其意”，最终“择其言尤雅者”，“著为本纪书首”。因此，我们说，对于黄帝“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这样有标志性意义的历史事件，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太史公是绝不会轻言的，他治史的严肃性让我们相信这一记载的真实性。
其次，诸多文献中有关黄帝及其臣下发明创造的丰富记载是其确曾“合符釜山”的有力佐证。《国语•鲁语上》有言：“黄帝能成命百物”，这可以说是对其人文初祖地位的笼统描述。《世本•作篇》中有具体的记载：黄帝造火食，黄帝作旃，黄帝作冕，黄帝使羲和占日，常仪占月，臾区占星气，伶伦造律历，大挠作甲子，隶首作算数，容成综此六术而著调历，后益作占岁，沮诵、仓额作书，史皇作图，伯余作衣裳，胡曹作衣，胡曹作冕，雍父作臼，雍父作春，雍父作杵，共鼓、化狄作舟，等等。黄帝及其臣下的发明创造真可谓蔚为大观，对这一情况我们应该如何认识呢？常识提醒我们，众多的发明创造不可能是一人或一个部族在一时之间完成的。合理的解释只能是承认“合符釜山”的真实性，上面提及的众多人名其实都是参与这一盛会的各个部族的首领，而每个部族都有自己擅长的技艺(或称发明)，“合符釜山”后他们都融入了以黄帝族为核心的大部落联盟，后世文献将他们概括地称为黄帝之臣，而黄帝作为部落联盟的首领自然成为当时各文明因素的代表，久而久之，便确定了他人文初祖的地位。
再次，文献中所载黄帝臣子的名称也可证明“合符釜山”一事的真实性。黄帝臣子有名“风后、力牧”者，见于《史记•五帝本纪》、《汉书•艺文志》、《太平御览》卷十五引《志林》、《帝王世纪》等诸多典籍，应该真实可信。而“后”、“牧”都是对古代部族首领的称呼，甚至夏、周二代中央政权的统治者还时进称“后”，譬如，人们习惯称夏代的第一位君主为“夏后启”，周武王临终时对周公有“我兄弟相后”的嘱托。⒆《尔雅•释诂上》：“后，君也。”《易•銗》：“后以施命诰四方。”《说文•后部》：“后，继体君也。”《万言》卷十二：“牧，司也。”《古今韵会举要•屋韵》：“牧，治也。”《小尔雅•广言》：“牧，临也。”葛其仁疏证：“牧有临民之义。”可知，风后、力牧都应该是某一部族的首领，文献中既然又言之凿凿地称呼他们为黄帝之臣，那么，他们已融入黄帝为首的部落联盟应该是毋庸置疑的。这又可证“合符釜山”事件的真实存在。
“合符釜山”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太史公对此也有记述，他认为自此开始了黄帝统治天下的时期，“官名皆以云命，为云师。置左右太监，监于万国。万国和，而鬼神山川封禅与为多焉。获宝鼎，迎日推。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顺天地之纪，幽明之占，死生之说，存亡之难。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峨，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劳勤心力耳。”由于时代的局限，他的遣词造句带有明显的后世阶级社会的色彩。剔除这一因素，我们可以看到黄帝时期我国历史发展的确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
1、就“合符釜山”自身而言，它开启了后世盟会的先河。
2、就黄帝而言，开始逐渐改变“迁徙往来无常处”的旧有习俗，向定居生活转变，承担起大部落联盟核心部族的角色。
3、建立起融合了各古老部族的大部落联盟，华夏族之形成即于此发端。
4、大部落联盟的建立，推动着管理公共事务的各种权力机构的萌生，是国家出现的先声。
5、大部落联盟的建立，整合了各部族的先进文化，古老的文明曙光开始展现。
以上是我们一点粗浅的看法，敬请各位学者批评指正。
注释：
⑴张志斌，《中冀•阪泉•涿鹿考辨况》、《运城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年第5期。张玉勤、张辉杰，《论黄帝、炎帝及华夏文明的起源》，《山西师大学报》，2007年第5期。
⑵谭其骧，《长水粹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99页。
⑶刘毓庆，《黄帝族的起源迁徒及炎黄之战的研究》，《山西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
⑷袁珂，《中国神话传说》，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4午，第194页。
⑸《史记•周本纪》则曰：“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褒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帝舜之后于陈，
大禹之后于杞。”应是太史公误记。
⑹沈长云，《从周人的起源论及黄帝氏族的发源地》，《张家口职业技术学院学报》，1999年第3期。
⑺张志斌，《中冀•阪泉•涿鹿考辨》，《运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年第5期。
⑻沈长云，《周人北来说》，《上古史探研》，中华书局，2002年，第113页。
⑼牛贵琥，《蚩尤与涿鹿大战》，《民族文学研究》，2006年第3期。张志斌，《中冀•阪泉•涿鹿考辨》，《运城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年第5期。
⑽宋镇豪，《中圆风俗通史》（夏商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185页。
⑾司马迁，《史记•殷木纪》，中华书局，1982年，第94页。
⑿宋镇豪，(中国风俗通史》（夏商卷），上海文艺版社，2001年，第186页。
⒀《辞源》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655页。
⒁竺司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
⒂王星光，《中国全新世大暖期与黄河下游地区的农业文明》，《史学月刊》，2005年第4期。
⒃龚高法等，《历史时期我国气候带的变迁及生物分布界限的推移》，《历史地理》，1987年第5期。
⒄王星光，《中国全新世大暖期与强河下游地区的农业文明》，《史学月刊》，2005年第4期。
⒅王星光，《中国全新世大暖期与黄河下游地区的农业文明》，《史学月刊》，2005年第4期。
⒆黄怀信，《逸周书校补注译》，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218页。
（沈长云 白国红：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