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王朝与涿鹿黄帝庙祭
杨倩描
关于涿鹿黄帝庙的最早文献记载，是东汉末年的学者文颖为《汉书•刑法志》的“涿鹿之战”句所作之注。其云：“涿鹿在上谷，今见有阪泉之地、黄帝祠。”其后，《晋太康地理志》《帝王世纪》等书也对西晋时期涿鹿的黄帝祠庙做了记载。在这一时期，涿鹿以黄帝庙为中心，辅以尧祠、舜祠、蚩尤城，已形成了一个古帝王的祭祀圣地。然而，这个祭祀圣地最为鼎盛的时期却在北魏王朝的前期。以天、地、人为系统的多神崇拜是缺乏明晰教义的中国古代宗教的显著特点。而多神崇拜不仅是崇拜诸多神灵，而且还具有多层次、多面目的特点。例如，在佛教中，如来佛便具有法身、报身、化身。而黄帝作为传说中的远古帝王之一、华夏的先祖，其本身也处于一种不断神化的演变过程中。在中国古代的祭坛和祠庙中，他也同时具有人神、天神、方位神等多种面目。在春秋时期陈、杞、邯等国的祭坛上，黄帝是氏族神(属人神范畴)。在战国时期秦国的“雍四畤”中，黄帝是天神：在西汉的“雍五畤”“渭阳五帝庙”“长门五帝坛”中，黄帝既是天神又是方位神；在西汉的“长安泰一祠”“甘泉泰畤”中，黄帝是天神泰一的辅佐之一；而在西汉末年以后兴起的南北郊中，黄帝既是五方帝之一，又是五人帝之一。北魏道武帝拓跋珪立国之时，北魏尚处于游牧生活与农耕生活形态并存、奴隶制与封建制并存的复杂社会阶段。在当时的政治生活中，拓跋鲜卑落后的民族色彩十分浓厚。《魏书•官氏志》曰：“初，帝欲法古纯质，每于制定官号，多不依周汉旧名，或取诸物，或以民事，皆拟远古云鸟之义。诸曹走使谓之‘凫鸭’，取飞之迅疾；以伺察者为侯官，谓之‘白鹭’，取其延颈远望。自余之官，义皆类此。”
这种情况很容易使人想起《史记•五帝本纪》中黄帝时代的“官名皆以云命，为云师”的记述，原始色彩极为浓烈。然而，在制定所谓五德行次上，由于拓跋鲜卑指认黄帝为祖先，所以很顺利地就按照汉族政权的惯例而确定了北魏王朝的行次和服色。天兴元年(398年)，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定都平城(今山西大同东北)，即皇帝位，立坛昭告祭天地后，便下诏让有司定行次、正服色。既然拓跋鲜卑指认自己系出黄帝历时已近百年，现在黄帝又关系着北魏的五德、规定着行次和服色，那么，对黄帝的祭祀也就成为北魏王朝的当务之急。道武帝在位期间，巡幸涿鹿仅此一次。但他未祭祀黄帝，仅派遣使者祭祀尧舜。这与当时北魏崇尚黄帝的政治氛围极不协调。究其原因，只能归结为：旧时的黄帝庙已经圮毁。如果是这样，那道武帝此次巡幸涿鹿，其目的也就是在祭祀尧、舜的同时，进行实地考察，拟重建黄帝庙。在这次巡幸涿鹿后，北魏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加剧，北方蠕蠕等游牧民族不断南侵，后燕慕容熙遣将寇辽西，后秦姚兴也发兵东侵，使北魏的政治局势急剧恶化。道武帝在受到强烈刺激后，精神失常，胡乱杀人，把长子拓跋嗣(刘贵人所生)吓得逃亡在外。天赐六年(409年)，由于暴虐太甚，道武帝被次子拓跋绍(贺夫人所生)杀死。外逃的拓跋嗣返回平城，杀掉拓跋绍，登上皇位。拓跋嗣即北魏太宗明元帝。在政局稳定后，明元帝于神瑞二年(415年)四至七月间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巡幸。六月壬申，明元帝“幸涿鹿，登桥山，观温泉，使以太牢祠黄帝、唐尧庙”，己卯，“登广宁之历山，以太牢祠舜庙”。这是北魏皇帝首次在涿鹿举行黄帝庙祭。此次巡幸，距道武帝的涿鹿之行已有15年，因此难以判断北魏重建黄帝庙究竟是在哪一年，只能把涿鹿黄帝庙的重建时间限定在公元400年至415年。泰常七年(422年)九月，明元帝再次“驾幸桥山”“遗使者祠黄帝、唐尧庙”。神鹿元年(428年)八月，太武帝拓跋焘“东幸广宁，临观温泉。以太牢祭黄帝、尧、舜庙”。和平元年(460年)正月，文成帝拓跋为濬“东巡，历桥山，祀黄帝”。文成帝历桥山祭祀黄帝，是文献上北魏皇帝最后一次祭祀黄帝的记载，而且距神鹿元年太武帝祭黄帝已间隔了32年。这反映出在这一时期，黄帝的形象在北魏统治者心中已不如往昔那样崇高伟大了。太和十五年(491年)正月，孝文帝正式下诏宣布：北魏承晋为水德。这样，黄帝与土德一道，便脱离了北魏政治。但“祖黄”，仍为拓跋鲜卑所认同。
随着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的深入，迁都洛阳已势在必行，但不少留恋平城故土的拓跋鲜卑勋贵却是坚决反对南迁。孝文帝向反对派作解释，说：“今代在恒山之北，为九州之外。以是之故，迁于中原。”燕州刺史穆罴抬出黄帝来作为反驳理由，说：“臣闻黄帝都涿鹿。以此言之，古昔圣王不必悉居中原。”孝文帝强辩说：“黄帝以天下未定，居于涿鹿。既定之后，亦迁于河南。”这件事虽然没有对北魏迁都洛阳造成多大障碍，但却可以作为解释在南迁洛阳之前孝文帝未去涿鹿祭祀黄帝的理由之一。由于这些政治上的原因，黄帝的地位在北魏中期以后便下降了。太和十六年(492年)，北魏孝文帝颁布了新的国家祀典，宣布帝尧、虞舜、夏禹、周公、宣尼为“五圣”，黄帝则未能跻身其间。北魏迁都洛阳后，由于远离政治中心，涿鹿黄帝庙自然更难以博得帝王亲临祭祀了。
六镇起义爆发后，北魏的北方地区陷入长期战乱，涿鹿黄帝庙是否毁于战火，由于史料缺载，便不得而知了。因此，成书于北魏后期的《水经注》在记述涿鹿黄帝庙的有关情况时，也只能引用《魏土地记》和《晋太康地理记》的有关记载。尽管如此，但北魏涿鹿黄帝庙的历史意义却是巨大的。北魏皇帝中尽管只有明元帝、太武帝、文成帝三人四次到涿鹿举行过黄帝庙祭，而且前后持续时间不到50年(415—460年)，但由于北魏王朝当时还是一个处于向封建制全面过渡的少数民族政权，因此可以说涿鹿黄帝庙是全国诸多黄帝庙中最先由少数民族皇帝主持祭祀的黄帝庙。这样，涿鹿黄帝庙中的黄帝也就具有了超越汉族始祖的文化象征意义。黄帝作为今天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其基础可以说最早就奠定于北魏的涿鹿黄帝庙中。
（杨倩描：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