涿鹿在桑干河 文化中的历史地位
谷新声
桑干河从山西省宁武县管涔山发源，自西向东，整个流域覆盖晋冀蒙三省区和京津两大直辖市。这块悠远的土地，埋藏着许多与人类生存发展有关的史前信息，留下了人类二百万年来进化发展的印记；这里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轩辕黄帝在这里统一华夏，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神州一统的国家，开创了中华千古文明；几千年来，这块古老的土地孕育了灿烂悠久的文化。本文试从桑干河文化的基本内涵入手，就涿鹿在桑干河文化中的历史地位问题作一探究。
一、桑干河文化的基本内涵
文化是相对于政治、经济而言的人类全部精神活动及其活动产品。人类文化的具体内容包括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精神图腾等等。本题只对桑干河文化的基本内涵作一阐述。
1、桑干河流域是人类发展的母体地域
地质考古证实，远古时期喜马拉雅运动的同时，如今的桑干河流域处于燕山运动、加里东运动、喜马拉雅运动应力结合与转换的地带上。来自不同方向的强力挤压、扭曲，使得这里地层纷纷断裂，一些断块下陷，一些断块抬升，地域中央隆起了熊耳山。考古学家夏正楷、刘锡清在《泥河湾层古地理环境的初步认识》一文中说，正是这样的运动，“造成了断陷盆地与地垒山地相间隔的地貌格局”。使得桑干河流域盆地的中央“镶嵌着地垒山地——熊耳山”。
盆地的诞生，控制了区域内的水系发育，逐步形成了大大小小串珠式的淡水古湖。中间的熊耳山将巨大的三角形古湖分隔成“品”字形的“大同古湖”“张家口古湖”“涿鹿古湖”。
“涿鹿古湖”位于熊耳山东南，其水面包括涿鹿、怀来、延庆等地域。那时，没有现在的官厅峡，所以，这里就有了宽阔的水面。从地质上看，现在这里不仅有着古湖不可磨灭的痕迹，而且有的地名也向人们昭示着古湖那遥远的信息。涿鹿与怀来的界山老君山，以前一直被称为海心山。明代建了老君祠之后，才有了老君山这一称谓，但周围的老百姓依然坚守着祖辈口口相传的称谓，叫它海心山。这无疑向我们传达这样一个信息，这里过去的确是“海”，老君山就是“海”中一个突出的孤岛，故而被称为海心山。“张家口古湖”地处熊耳山以北，横跨河北、山西两省，面积包括如今宣化、万全、怀安、天镇、阳高诸县地域。今下花园以西隆起的薄弱山体，将“张家口古湖”与“涿鹿古湖”隔开。“大同古湖”位于熊耳山西南，也同样“横跨山西、河北两省，包括今山西省的大同、怀仁、山阴、应县、朔县、浑源、阳高、广灵及河北省的阳原及蔚县的大部分，面积达九千多平方公里。今涿鹿与宣化交界的桑干河大峡谷，当时由脆弱的山体相连，成为“大同古湖”与“涿鹿古湖”的分界线。
考古学家卫奇、张畅耕和解廷琦，根据出土化石，在《“大同湖”——雁北历史上的一个湖泊》及《“许家窑人”的生活环境》中，不仅对古湖的形成及地质、地貌进行了分析，而且对古湖地域的动植物进行了详细的描述。他们说，那时，三个古湖边生活着“第三纪残留下来的三趾马和蹄兔；也有第四纪的标准属，如野牛、三门马、纳玛象、步氏大角鹿、巨骆驼、四不象鹿、板齿犀；还有刺猬、短耳兔、丁氏鼢鼠、直隶狼、狸、熊、肿颚貂、桑氏水獭、獾、中国鬣狗、泥河湾剑齿虎、新猎豹、李氏野猪、角麂、翁氏转角羚羊、山东绵羊等。湖里生活着泥河湾多刺鱼和鲤鱼。湖的浅水域栖息着大量的丽蚌、蚬、螺等软体动物”。“这一带的植物种类有：冷杉、云杉、松、雪松、铁杉、落叶松、榆、柳、榛、木犀科、麻黄、蒿、葎草、唐松草、莎草、禾本科、菊科、藜科、毛茛科、伞形科、蓼科、唇形科、石竹科、牛儿苗科、川续断科、水龙骨科等”。
桑干河流域的三个“品”字形古湖形成之后，过了很长时间，地球上才出现了人类。纵观当时的中国，“第四纪以来，青藏高原不断隆起，使得最初的人类在那里根本无法生存；而中国的南方，则又由于比较接近于赤道及南部海洋，不仅气候炎热，而且在暖湿气流的作用下，雨量充沛，到处是湖泽，因而蚊蝇肆虐，瘴疠横行，风暴频繁，早期人类在那里也很难生存和发展的（《黄帝与中华文明》）”。北亚及“中国北部比较寒冷，内蒙古等地又比较干燥；西部地势高亢且距海洋甚远，既寒冷又干燥（《炎黄传说与炎黄文化》）”，不适宜早期人类的生存繁衍。
桑干河流域由于气候湿润，动植物种类繁多，是当时少有的适合古人类生存繁衍的地域。也正因为此，后来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桑干河流域成了人类发展的母体地域。
2、桑干河流域是人类东方的摇篮
恩格斯在他的《家庭私有制及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曾经推测，进化为人类的古猿，最初“住在热带或亚热带的森林中”。中国著名古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贾兰坡认为，世界人类起源的中心在亚洲南部。
远古时期，印度陆地板块与亚洲陆地板块之间有一个地中海，历史学家把它称为特提斯海。特提斯海周围的丛林地带，就是中国著名古人类学家、考古学家贾兰坡教授所说的人类起源的地带。当时，这里生活着许多古猿。随着时代的变迁，印度陆地板块受印度洋海脊隆起的挤压，自南向北产生滑坡性的推移，导致这个古地中海逐渐消失，进而喜马拉雅山脉慢慢隆起。在古猿生活的地方，茂密的森林和丛林逐步消失，使可怜的古猿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条件。他们为了生存，不得不四处迁徙，在茫茫的大地上寻找着可以栖身的地方。
被隆起的喜马拉雅山脉分隔到山北的一部分进化中的人类，进入了中国这一三面环山、一面临海，相对封闭的地域中。当他们迁徙到自然条件恶劣、不利于生存的地域后，不得不与恶劣的自然条件抗争，有的在与自然的抗争中丧命，甚至灭绝，有的继续迁徙，寻找适合生存的地域。
200多万年前，古人类经过漫长岁月的寻觅，最终来到了桑干河流域的山间断陷盆地。当时，这里气候温和，各种动植物种属繁多，既有充足的淡水资源，又可依山生存而避受水害。当古人类一经迁徙到此，便得到了较为理想的生存和发展条件，他们便在这一地域繁衍生息。
之后，桑干河流域的气候及地质构造发生了多次重大变化。据中国地质学家研究，除了距今约23万年、10万年前的火山喷发之外，距今7万年至5万年之间有一个亚冰期；距今2.9万年至1.1万之间，又有一个亚冰期。两次亚冰期中，地处北纬39度以北的桑干河流域，雪线降低，冰川出现，三个古湖长期处于结冰状态，植物生长及动物繁衍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摧残，古人类狩猎和畜禽饲养遇到了极大的困难，生存条件恶化，生命受到了极大威胁。
更为严重的是，距今约三万年左右，由于印度板块向北推移的力量加强，造成了华北一带地壳发生大断裂。剧烈的构造运动，使熊耳山与龙门山、熊耳山与鸡鸣山、军都山与灵山之间的薄弱山体断裂，大量湖水下泄。古人类为了寻找生存条件较好的地方，形成了由桑干河流域不断向东亚、北亚、东北亚及北美洲的大迁徙。
1972年，桑干河流域发现了距今1.16万年的虎头梁遗址群，大量旧石器晚期的文化遗物表明，这里是细石器文化走出亚洲，经白令海峡陆桥至北美，形成一个马蹄形文化带的起点。同时，一部分古人迁徙至中国其他地方，形成了以后的“黄龙人”“离江人”“和顺人”“峙峪人”“左镇人”“新泰人”“建平人”等，创造了红山文化、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
考古界已经证实，旧石器时代桑干河流域早期直立人遗址分布密集，已经发现古人类遗址111处，其中100万年以上的遗址有25处，占全国遗址的83.3%。纵观全国石器时代遗址，其它地方有早期遗址无中晚期遗址，有中晚期遗址又无早期遗址。有早期遗址无中晚期遗址者，说明古人类在此不是被无情的大自然吞没，就是无法忍受这里恶劣的自然条件而远走他乡。有中晚期遗址无早期遗址者，说明这里的人类是从别处迁徙而来。唯有桑干河流域，从200万年到6000多年，从直立人、智人到现代人，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人种进化序列。
中国境内的古人类进化发展研究，特别是考古发现，向世人证明了这样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那就是桑干河流域是人类东方的摇篮。
3、桑干河形成后的地理简况
桑干河上游有源子河、恢河两条河流。主流恢河发源于山西省宁武县的管涔山分水岭村，源子河发源于山西省左云县的截口山。两河在朔州朔城区马邑村会合后始称桑干河。桑干河从西向东，全长约694公里，流域面积5.08万平方公里，主要支流有壶流河、洋河、妫水、清水河等。
桑干河最早被称为“㶟水”，“㶟水”的“㶟”字是一个象形文字，与桑干河流域的地形地貌有关。湖水下泻之后，三个“品”字形的古湖变成了三个“品”字形的盆地，古人便依该地的地貌，将桑干河称为“㶟水”，意为一条水系将三个盆地系在一齐。史书记载显示，桑干河水系形成后，流域内仍有许多大泽，今宣化附近及以西有“泰泽”，今涿鹿一带有“㶟泽”，今下花园一带有“鸡泽”。约成书于三国时期的《水经》记：“㶟水出雁门阴馆县东北，过代郡桑干县南,又东过涿鹿县（今矾山）北,又东南出山,过广阳蓟县北,又东至渔阳雍奴县西入笥沟。”
桑干河自管涔山发源后，多在高山峡谷中穿行，水资源利用有限。而涿怀盆地则是桑干河流域为数不多的自然条件最为优越的区域之一。过涿怀盆地后，桑干河由官厅至三家店，入京津平原后，形成冲积扇面。纵观整个桑干河流域，涿怀盆地和北京冲积扇平原是流域内自然条件最为优越，最适宜人类生存的地方，故而成为中国上古时期重大史事集中发生的地域。远古时期，“燧人之世，有巨人迹出于雷泽（《帝王世纪》）。”原始社会末期，黄帝“邑于涿鹿之阿（《史记》），”舜帝都于潘城。三千多年前，原始聚落在北京冲积扇面上迅速成长，最终发展成最早的北京城。蓟城处在桑干河洪积冲积扇背脊的一侧。中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先生在《卢沟桥与北京城》一文中这样说道：这里地势平缓、土壤肥沃，微微隆起的小丘点缀其间。溢出地表的地下水，往往喷薄为流泉、停潴为湖沼，甚至汇流为清澈的小溪。在这里，蓟城的原始聚落建设了桑干河上的古代渡口，成为北京小平原面向中原腹地的唯一门户。
然而，由于桑干河上游森林覆盖率越来越低，水土流失越来越严重，从而导致河水混浊，泥沙淤积。特别是过冲积扇平原后，近80公里的河道水流缓慢，泥沙沉积，河床摆动无常，多次改道。今廊坊市的安次县城，由于桑干河水的威胁，六次被迫迁徙，这在中国历史上及其罕见。故而桑干河下游一直被老百姓称为“无定河”。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康熙皇帝组织整修桑干河河道，并将桑干河下游改为永定河。
1954年官厅水库建成后，上游的册田水库、壶流河水库也相继建成，再加上大量堤坝的修筑，才控制了桑干河的洪水，使桑干河“永定”下来。
4、桑干河流域是中国上古重大史事集中发生地域
史书记载显示，桑干河古称“㶟水”，自隋朝开始称之为桑干水、桑干河。“㶟”字是古人为桑干河造的一个专用字。为此，笔者曾查考中国所有二级以上河流，迄今未发现第二条拥有专用字的河流。笔者认为，这与古人类活动与桑干河的历史地位有关。
由于“㶟”字是桑干河的专用字，为许多后人所不知，便把“㶟水”记为“雷水”“纍水”“灅水”“漯水”等。又由于“㶟”字与“治”字发音相近，再加上地方口音的差别，有史书将“㶟水”记为“治水”。还有史书将其称为“浑河”“溹涫水”，《元史》将其称为“小黄河”。关于雷水，学者沈长云在他的《从周族的起源论及黄帝氏族的发祥地》一文中说：“雷水，应该是发源于晋北而后又东流至冀西北境内的桑干河，故雷水应即㶟水……。有关地理考证，过去唐兰先生及顾实的《穆天子传讲疏》已分析的明明白白”。许多学者表示，“浑河”及“小黄河”之称，皆是人们根据水的颜色，为其取的别名，就像后来民间根据其状态所称的“无定河”一样，都不是此河的本名。“溹涫”则明显同“治水”一样，为“桑干”的同音词。现在，怀安一带地方语中的“桑干”，发音几乎同“溹涫”一模一样。
相关地理书籍和地质考古研究显示，传说中的上古史事和重大历史事件，几乎都发生在桑干河流域。
《帝王世纪》说：“庖牺氏风姓也。燧人之世，有巨人迹出于雷泽，华胥以足履之，有娠生伏牺”。《诗含神雾》一书在记载伏牺时说伏牺、女娲出于“雷泽”。《山海经》《诗含神雾》等古籍记载，生活在桑干河流域、崇拜蛇图腾的女娲氏族，与洪水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淮南子•览冥训》说：“包牺之世，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烂炎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 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鼇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这些传说，虽然将历史时代当作历史人物描述，而且在叙述古史中加进了浓厚的神话色彩，但其所说的自然灾害、发生地点、发生时间，与考古发现出奇地一致。其描绘的天崩地裂，与距今三万年左右的太行、燕山大断裂相符；其所言的洪水泛滥，与大同古湖、张家口古湖及涿鹿古湖的湖水下泄，桑干河水系发育形成的时间、地点相吻合。
从图腾崇拜判断，崇拜蛇图腾的氏族世世代代在桑干河流域繁衍生息。原始社会末期，他们在这里建立了有熊部落方国，在涿鹿筑“青丘”，设都邑，一直延续到轩辕黄帝时期。据《归藏》《史记》等史书记，约4700年前，黄帝在这里建立了文明的国家制度，从而有了“千古文明开涿鹿”之说。据曲辰、唐淑云先生考证，“冀”字是黄帝战蚩尤之后，依当地人戴假面舞动身体，作“蚩尤戏”的行为而造，甲骨文可见其形。“冀”字作为地名，最初是指黄帝战蚩尤的地方，也就是古涿鹿地域。
史书还记，4000多年前，舜帝耕于历山，牧于黄阳，陶于河滨，鱼于雷泽，都于潘城。从历史上看，上古时的涿鹿黄帝城、舜都潘城，商周战国时的代王城、蓟城，北魏的都城平城，辽代的陪都南京，金代的中都，元代的大都，明清之后的北京，均积聚在桑干河流域，这足以证明这里历史文化积淀特别深厚，渊源极其深远。
二、涿鹿在桑干河文化中的历史地位
桑干河是一条历史文化之河，涿鹿文化属于桑干河文化的范畴。
1、涿鹿是泥河湾的组成部分
考古界已经证实，泥河湾同东非大裂谷的奥杜维峡谷一样，是古人类的东方的摇篮。一般情况下，说起泥河湾，人们自然会想到阳原县的泥河湾村。然而，科学界对泥河湾的定义却不仅仅是指地名意义上的泥河湾。“泥河湾在空间上可以看作是阳原盆地、蔚县盆地、大同盆地以及有泥河湾层的涿鹿盆地和怀来盆地的地理综合；在时间上可以看作为整个旧石器时代一直到新石器时代的全过程。（《阳原县志》）”由此我们不难判断，泥河湾是指包括涿鹿在内的桑干河流域，涿鹿是古人类东方摇篮的组成部分。
现在，虽然桑干河流域还未进行系统的发掘研究，但我们相信，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桑干河流域其它地方的发掘研究一定会取得丰硕的成果。
2、涿鹿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
原始社会末期，崇拜蛇图腾的部族建立有熊部落方国，在涿鹿筑青丘，设都邑。约4700年前，轩辕黄帝在这里擒蚩尤、伏炎帝、行合符，统一华夏，建立了文明的国家制度。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曾用“千古文明开涿鹿”来评价这一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
原始社会末期，随着农耕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氏族间为了掠夺财物，战争接连不断。战争使弱小的氏族无法生存，被迫走向联合，遍布中华大地上的氏族逐渐形成了部落，有熊便是其中之一。
部落与以前的氏族相比，有着很大的不同。首先，它有了相当的地域和人口，逐步有了内部管理机构和军队。再就是它逐步具备了组织社会化生产的能力，有了初步的贡赋制度，在相当程度上具备了某种国家的组织形态。所以，后来的研究者都把原始社会末期的部落称为部落方国。中国考古学家郑光教授在涿鹿第一届三祖文化研讨会发言时说，我们通过考古发现，证明黄帝时期社会不只是三个层次……黄帝时代已进入国家……
部落方国形成之前的氏族，都有着自己的族姓名称。当部落和部落方国这一新的社会集团形成后，以任何一个氏族之姓命名，都无法被部落各氏族接受。因此，部落方国一般都以居住地域内的大山、大河等特殊地理标志来命名自己的部落。有熊部落方国地域有熊耳山，便把自己的部落记作“有熊”，意为境内“有熊耳山”。
我们现在无法考证是谁建立了有熊国，但仍可通过典籍记载，知道黄帝的父亲少典便是有熊国君。《春秋命历序》说“有熊，少典之国号……”《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者，少典之子”。
《山海经》在记述与黄、炎史事时，为了标明有熊国国都之所在，又把熊耳山记作“帝都之山。”
说到有熊部落方国国都，许多人认为，有熊国国都是黄帝时期建立。其实，这种认识是不全面的。部落方国在发展过程中，每个部落都有了自己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为了有效地保卫自己，部落中心修建了永久性的军事防御工事，即将大土丘中间挖去，四面留有土墙而形成的土围子，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城”。“城”是战争的直接产物，是原始社会由氏族转变为部落方国后的具体文物标志。在中国历史上，这种土围子在数千年的岁月中不叫做“城”，而是根据土围子形成之前的地貌称为“丘”，如中国古籍所记载的青丘、平丘、玄丘、令丘、赤望之丘、武夫之丘、凶黎土丘、轩辕之丘等。丘字在甲骨文中就是一个城墙横截面--“M ”。时至今日，随着岁月的剥蚀，这种“ M”已及其罕见，就连黄帝故城也是战国时期置涿鹿县后重新夯筑。
关于有熊部落方国的国都，先秦时期的典籍《归藏》《山海经》《逸周书》及后来的《史记》等，在记录有熊国山川、物产、古史事发生时都有涉及。《归藏》记载黄帝战蚩尤时说：“蚩尤出自羊水……登九淖以伐空桑，黄帝杀之于青丘。”《山海经》记载有熊国时，以灵山为坐标，说“青丘国在其北”。史太公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记“黄帝战蚩尤于涿鹿之野”，而“邑于涿鹿之阿”。
那么，既然记载有熊国，为什么会出现“青丘”“青丘国”“轩辕之丘”“涿鹿”诸多说法呢？为什么“战蚩尤”一个事件，《归藏》说“杀之于青丘”，《史记》说“战蚩尤于涿鹿之野”？其实，青丘国实际是指以青丘为都的“有熊国”，而“青丘”“轩辕之丘”“涿鹿（城）”，则是同一地点不同时期的叫法。
有熊部落方国建立时，其国都被称为青丘，黄帝执政有熊部落方国之后，出现了青丘、轩辕之丘两种叫法并存的现象。所以，《归藏》《山海经》在记法上出现了两种叫法并用的现象。同时，“涿鹿”作为一个专用地名，出现在公元前300年左右的战国时期。此时《归藏》《山海经》早已成书，而汉代的《史记》是在“涿鹿”出现之后，应用“涿鹿”的称谓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由此，我们不难得出如下结论，那就是“青丘”就是黄帝之前有熊部落方国的国都，五帝时期被称作“轩辕之丘”，战国之后称为涿鹿城，明代以后俗称“黄帝城”。《魏土地记》《晋太康地理记》《水经注》对此均有记述。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地图集》中，将此遗址标定为有熊“部落中心”。
原始社会末期，轩辕黄帝继承父职时，有熊部落方国依然实行帝、后双头领导体制。其“帝”（军事领袖）由黄帝担任，“后”（行政领袖）由黄帝同父异母的弟弟炎帝担任。此时，部落方国的首领们都把战争作为他们的“天职”，部落在战争中不断兼并重组，中华大地上出现了《史记》所记述的“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的政治乱象。从而难以顾及生产，使社会财物奇缺，民不堪苦。
依史书记载，轩辕黄帝主政有熊国前期，则采取了与其它部落方国不同的治国方略。首先是大力发展农业生产。据《史记》记载，黄帝“顺天地之纪，幽明之占，死生之说，存亡之难，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此中，“顺天地之纪”者，是指组织天文观察研究，制定历法，教民依时耕作诸事；“幽明之占”是指修订古《易》，以成《归藏》，传播哲学道理诸事；“死生之说”是指与岐伯等研讨医学理论，提高防病治病医疗水平等事；“存亡之难”是指以“道”学为指导，以论治国家，言存亡兴废之事；“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则是指黄帝重视发展农业、养殖业，改善人民衣饰等事。其次是振兵而不伐。正像《史记》所载那样，“养性爱民，不好战伐”。
发展生产，振兵而不伐，使有熊部落方国迅速振兴，周边没有一个部落方国能与之抗衡。一些部落方国或服黄炎之德，或慑于有熊国强兵威，纷纷“咸来宾从（《史记》）”。所以，轩辕黄帝并未主动发动战争，考虑削平周围所有的部落方国。
然而，就在有熊国有序发展之时，国内先后发生了涿鹿之战和阪泉之战。两战之后，轩辕黄帝觉得，同胞手中有兵也成祸患。有熊国周围有着许多部落方国，它们都拥有军事力量，不论哪一个强大起来，都会威胁有熊国的安全。于是，黄帝决定“以战去战”，消除隐患。
据《史记》记载，“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神州一统的国家，从而有了“千古文明开涿鹿”之说。
关于“千古文明开涿鹿，”许多学者认为，此时的千古文明是指黄帝结束“诸侯相侵伐，”统一华夏，建立文明的国家制度。
3、涿鹿是舜帝孝道的发源地
舜帝是中华人文始祖之一。史书记载，虞舜，生于“姚墟”，随生母之姓而姓姚，因重瞳而名重华，系轩辕黄帝的九世孙。舜父亲瞽叟是个盲人，母亲握登英年早逝。父亲又娶个妻子，生个男孩叫象。后妈偏袒亲生孩子，虞舜屡遭磨难。当时，㶟水两岸多为水泽，开荒垦田必须到山上去，后妈让舜到历山开垦土地。舜独居历山，垦荒种地，受尽苦寒。华夏部落联盟首领尧帝到处访贤，想找一个能继承他职位的人，四方长老一致推荐舜。尧帝带着两个女儿娥皇和女英，在历山上找到了辛勤耕作的虞舜，把二女嫁给舜帝，舜纳尧二女于“妫汭。”后经多方考验，尧帝将大位传于虞舜。虞舜以德报怨，孝顺父母，关爱弟弟，孝感天地，德昭日月，流传后世。
关于姚墟、历山、舜都等有关舜帝的遗址，全国各地多达十数处，
但综合考察，其它遗址要么有此无彼，要么有山无土，要么史载无证等等。只有涿鹿的舜帝遗址史载确凿，所及齐全，相呼应证。
1、姚墟。古代记出生地，按其约定成俗方式，首依其姓，姓后加 “墟”。“姚墟”就是姓姚人家居住的地方。据专家考证，“史籍所载的‘姚墟’，就是今河北省涿鹿县城西南约三十里历山脚下的窑子头村。现在‘窑子头’这个村名没有任何实质性含义，从字面意义上，是如何解释也解释不通的，就连解释成窑洞也难，难就难在‘子头’二字难表其义。究其原因，它是其村的原名‘姚字屯’的一种依音讹写（《尧舜史籍考》）”。
2、历山。窑子头村后有一座山，古代称龙门山，又称烈山、历山。历山北麓有一个和缓的勺状古溶蚀洼地，洼地中后期沉积了中更新世的老黄土，其田计四百多亩，今称“四顷梁”。清《保安州志》对这里作了这样的描述：周围石骨嶙峋，山顶特产土田四百亩。登之，四垣齐密，隐如城郭，不知为万仞山巅。
虞舜在这里开荒耕耘，被史书记为“历山”。《尚书•大传》《淮南子》记：“舜耕于历山。”《墨子•尚贤》载：“昔者，舜耕于历山，陶于河濒，渔于雷泽”。《公孙尼子》说，“舜牧牛于潢（黄）阳，尧举之，以为天子。”《史记》也有“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的记载。《魏土地记》载：“下洛城（今涿鹿城）西南四十里有潘城，城西北三里有历山，山上有虞舜庙”；《后魏舆地图风土记》说，“潘城（今保岱）西北三里有历山。其下有舜庙，瞽叟祠。” 《中国古代地名大辞典》说，“历山，在察哈尔涿鹿县西南,潘城西北三里”。
史书所记的尧舜二庙及瞽叟祠地处历山东麓，现遗址尚存。尧庙、舜庙与桥山南麓之黄帝庙形制相同，都是方形，而非后世流行的长方形。其最早的陶器残片为龙山文化时期遗物，其庙奠基用石斧。据《魏书》记，中国历史上先后有七个皇帝“如广宁……以太牢祠历山帝尧、帝舜庙”。
3、“舜都”“妫汭”。舜都古潘城即现在的保岱村，遗址呈方形，边长约1000米，城墙夯土筑成，现存部分城墙。城内曾发现石斧等石器与陶片遗物，涵盖夏家店文化、西周、战汉直到辽金时期的文化。潘城原有一个大泉，名潘泉。东流的潘泉水名为妫水，拐弯的地方称“妫汭”。据《尧典》《史记》载，尧帝把长女娥皇、次女女英嫁给舜帝，舜纳二女于妫汭。战国时这里置宝带县。秦时，因有潘泉改为潘县。北齐武平三年（572年），在这里设北燕州及怀戎县，北周武帝建德六年（577年），改北燕州为燕州。唐贞观八年（634年），为了让人铭记舜帝的功德，取妫水之意，将北燕州改为妫州。因突厥多次入侵，长安二年（702年），唐朝廷将妫州府衙及怀戎县衙从潘城迁至清夷军城，即旧怀来县城。清代，潘城易名为舜乡堡，后又演变成保岱。
《魏土地记》载：“下洛城（今涿鹿城）西南四十里有潘城”。《括地志》记：“舜都在怀戎县，县北三里有舜庙，外城有舜井”。“妫州有妫水，源出城中。耆旧传云：舜釐二女于妫汭之所。”《水经注》记：“潘县故城……或云舜所都也”。
古潘城是涿鹿境内继“黄帝城”之后的又一座“五帝”之都，也是舜帝孝道的发源地。她不仅是涿鹿人民宝贵的文化遗产，也是涿鹿独有的人文资源。
三、深厚悠远的涿鹿地域文化。
桑干河赋予了涿鹿优越的地理条件。《帝王世纪》《山海经》《诗含神雾》等古籍记载，传说中的燧人、女娲生活在“雷泽”附近，舜帝捕鱼也在“雷泽”。“雷泽”实际就是㶟水之泽。原始社会末期，崇拜蛇图腾的部族建立有熊部落方国，在涿鹿筑青丘，设都邑。黄帝在这里统一华夏，建立了文明的国家制度。唐尧、虞舜传承华夏，定都今涿鹿保岱。战国时期，涿鹿置县。
随着时代的变迁，涿鹿几设州郡，数置邑县。先后为广宁郡、北燕州、燕州、妫州、新州、奉圣州、德兴府、保安州的官 府所在地，是北京以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直至明朝初年朝廷徙保安州民至居庸，撤销保安州建制后，其地区中心地位才由宣府镇取代。明永乐年间从山西等地移民之后，重置保安州。因保安州地处桑干河、洋河汇聚的山间断陷盆地，土地肥沃，交通便利，很快人口剧增，商贾云集，成为“宣府左臂巨镇《宣府镇志》”。清初成书的《读史方舆纪要》对它作了这样的描述，“州通燕云，襟带妫蔚，东顾则扰居庸之戍，西出则震飞狐之师”。“女真覆燕京，蒙古略冀北，何尝不以州为驰逐之地欤？” 清《创建涿鹿书院引》说：“保安于居庸关外称雄郡，沟塍千顷，烟火万家，商贾辐辏于其市，行旅喧闹于其途，洋洋乎一大都会也……” 2005年10月，涿鹿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命名为“千年古县”。
涿鹿的地理呈多样性，舒缓的涿鹿盆地、质朴的黄土丘陵、雄浑的地垒山地，构成涿鹿独具个性的骨架。安卧于县域北部的涿鹿盆地，得桑干河、洋河水滋养，肥田沃土、水源充足，物阜粮丰，塑造了涿鹿“塞外江南”的风韵。全县海拔1500米以上的大山有24座，其中海拔2000米以上的高山10座。山虽非名山，但自然资源丰富，历史积淀深厚。灵山海拔2420米，是华北第二高峰，黄帝时期，曾在这里“聚十巫”，研究天文、医药等。《山海经》以此山为坐标之一，记录中华大地上的山川、物产、古史事发生地及文物古迹。黄羊山海拔1709.1米，为熊耳山东麓，属原始社会末期有熊部落方国得名之山。桥山海拔虽然只有1644米，却是黄帝的陵寝之地，中国历史上多位皇帝“幸涿鹿，登桥山（《魏书》）”，祭祀中华文明始祖轩辕黄帝。历山则是舜帝耕耘之山。多样的地貌，滋养了丰富的植物资源。涿鹿几乎囊括北方植物种类，被植物学界誉为“华北天然植物园”。深厚的地域文化和丰富的自然资源，为涿鹿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明万历年间（1575年），保安州在桑干河两岸修筑部分防洪堤坝，开惠民渠引水之后，两岸的许多土地得以浇灌，桑干河流域有了“千里桑干，唯富涿鹿”之说。同时，官府开始在桑干河组织航运，保安人用“天津龙头，涿鹿凤尾”来形容桑干河的航道。
明清时期，保安州八景中与桑干河有关的就有两个。一是鹿野耕耘。鹿野即涿鹿桑干河两岸之田野。明永乐十四年（1416年）之后，大批移民迁入保安州。官府通过划地授田、提供农具及安家置业的方法安置移民，老百姓耕者有其田。又由于引桑干河水进行灌溉，生产条件极大改善。每当春暖花开、冰雪消融之时，人们在这片土地上挥锹整田，开犁播种。犁牛遍地走，夫妻耕田忙。当时，鹿野稻田万顷，麦浪千畴，瓜园浮绿，蛙鼓鸣畦，一派祥和升平景象。二是桑乾秋涨。桑乾秋涨是桑干河秋季爆发山洪时的情景。桑干河位于县城南，旧时，河水豪盛，每当夏季之季，暴雨骤至，山洪猛发，洪峰陡起，涛声如雷，惊心动魄，传至数十里之遥。《保安州志》记：桑乾秋涨时，“峻湍奔放，声如鲸吼”，景色极为壮观。
1946年，著名作家丁玲参加了温泉屯村的“五•四”土改，并以此为背景，写下了著名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一书，是作者以一个政治家特有的敏锐，以一个文学家优美的笔触，书写的一部鸿篇巨著。“五•四”土改期间，并没有完备的土改政策，直到1947年9月公布实施的《中国土地法大纲》，才对废除封建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土改不要侵犯中农利益；要对地主实行给出路的政策等等作了明确的规定。但丁玲在温泉屯村土改期间，就以对党对人民的无限忠诚，把推翻封建土地制度作为最高目标，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关注，做了许多具体工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一书，用文学的手法对万恶的封建土地制度，对波澜壮阔的土改运动，对党的土改政策进行了立体的阐述和再现。该书1951年荣获斯大林文艺奖。
如今，温泉屯“五•四”土改已经过去70多年，但丁玲对党对人民的无限忠诚和对工作严谨科学的态度，依然在激励着许许多多后人。
综上所述，地处桑干河流域的涿鹿，历史悠久，山川形胜，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在桑干河文化中占有极其重要历史地位。以桑干河文脉水脉为抓手，深入挖掘和研究这些历史文化，对于增强涿鹿人的自豪感，提高涿鹿的历史地位，加强与上下游的互动，融入京津冀一体化进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作者 谷新声：涿鹿县退休干部。曾任涿鹿县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涿鹿党史》主编，《涿鹿县志》主编。对涿鹿县历史文化研究有很深的造诣，成果颇丰。著有《涿鹿史话》《涿鹿抗日名人录》等书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