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桑洋文化

     陈韶旭

       张家口地域地形地貌概括言之，来源于山、水、草。山指环拱罗列的太行山、燕山等山系，草指广袤的坝上草原，水主要是贯通东西的桑干河洋河流域及其支流。与之相适应，在人类演进过程中，张家口地域应运而生了长城文化、草原文化和桑洋文化。而桑洋文化根脉之长、联带之广、融汇之深、影响之大、家国意义之隆，独树一帜，别有特色。
       桑洋流域在张家口市占地面积最大，所居人口最多；桑洋流域所形成的历史文化颇为厚重，影响也极为深远；桑洋二河源自山西和内蒙古，合流为永定河后进入京津，注入渤海，将华北的三省区与两个直辖市串连起来，是文明交汇融通的重要走廊。一条多流汇聚而成的大河成就了母亲河文化带。桑洋流域有东方人类起源地泥河湾、中华文明的起源地涿鹿、北魏都城大同、再到五朝古都、新中国首都北京。在这个文化带中，张家口境内的桑洋流域，东承首都北京，西接古都大同，燕山南北、长城内外，广袤神秘、博大隽永。总面积1.78万平方公里，占全市总面积的48.4％，人口密集、市镇相连、工业集中，为全市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地区。
       一、桑洋文化的概念及蕴涵
       桑洋文化是指桑洋流域土著居民、外来居民、以及停留过一个时期的人类，在将桑洋两河流域自然地理空间改造成人文历史空间的过程中，创造出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桑洋文化涵盖物质、文化和精神三个层面，包括遗迹、遗物、建筑等有形的实物存在，方言、饮食、风俗、习惯、典章、节庆、宗教信仰、民间艺术等文化形态，思想、意识、地域性格等无形的精神特质。桑洋文化中，泥河湾是根，文化认同是魂，小康目标是节，大同理想是梦。
       二、桑洋文化的特点和历史贡献
       桑洋文化的根是泥河湾。桑洋文化是泥河湾文化的延续和发展。喜马拉雅造山运动以后，泥河湾古湖大规模萎缩、逐渐枯竭，桑洋两河先后陆续形成。泥河湾人的后代便进入了桑洋流域，历经艰险，生存、进化和发展。数百万年弹指间，他们在漫长的旧、新石器时期，使阳原、蔚县、怀安、涿鹿、怀来、延庆这些串珠状的山间盆地成为中原与北方古文化交流的“三岔口”和“双向通路”，开创了灿烂的桑洋文化。泥河湾盆地已是国际学界公认、历时200多万年的古人类演化中心。目前全世界只有两个，除了东非的奥杜韦，就是中国的泥河湾。经过九十年的科学调查和考古研究，发现这里不但具备了像东非奥杜韦大峡谷那样的森林草原环境，环境的演化阶段也惊人地相似，早期人类演化的相应条件也已具备，而且这里蕴藏着二百万年以来东方人类及其文化发生、繁衍及演进的完整轨迹。再则泥河湾遗址群具有文化遗址众多、文化序列完整、文化连续性强的特性，从而成为世界范围内研究人类起源与发展的重要地区。
       桑洋文化的魂是文化认同。桑洋流域孕育了华夏民族和中华文明。桑洋流域史前文化的源头可以追溯到五帝时代前期，这一时期桑洋流域已经成为主要部落集团及其代表人物活动和交流的一个主要地区。《史记•五帝本纪》记载的黄帝与炎帝之间的争战，正是仰韶文化与红山文化南北交汇的反映；黄帝与蚩尤之间的战争，则与东南沿海的大汶口文化和燕山南北的小河沿文化之间的交汇有关。这是桑洋流域作为南北文化交汇点和由东向北再向南的文化传播通道的真实写照。历史与考古整合研究表明，五帝时代诸部落集团的活动轨迹，有一个从各部落各自发展并频繁交汇，到走向最初文化共同体的过程。虽然各自的文化传统和经济类型并不相同，却并没有分道扬镳，而是向一起聚集，黄帝合符釜山，邑于涿鹿之阿，就是那个时期的“文化认同”，进而推演为华夏文明的灵魂。用考古学家郭大顺先生的话说，就是“为中国历史奠定了第一块基石。”因此，黄帝、炎帝和蚩尤在桑洋两河流域的生息、争战及融合，“成为多种史前文化汇聚的实证，表明在这一维系中华民族历史命运的重大事件发生和演变过程中，桑干河流域是一个重要的舞台。” 
       桑洋文化塑造了张家口的主流地域性格。桑洋文化形成起始，应该是以农为本的农耕文化。但是因其与北部草原接壤，通道纵横，所以处于草原文明与农耕文明的交错地带，战争与和平轮番交替。在桑洋文化凝聚精魂的过程中，长城文化和帝都文化对丰富提升桑洋文化的内涵起到了异常重要的作用。桑洋流域处于内外长城之间。长城文化本质是军事文化，爱国忠勇、血性刚烈、坚强忍耐、质朴豁达为其特色。而长城文化中，驻军外来、以农为兵，整建制移民屯戍，农业基因蕴含其内。所以，桑洋文化是以农为主，融合戎马精神的文化。至今表现出来的文化形态就是屯戍边堡寺庙和各种与之相生绵延的多彩民俗。
       春秋时期，古代国建都于壶流河畔的代王城。北魏前期，在大同立都百年。帝都文化西向而来，流布桑洋流域。自从金朝海陵王于北京建都以来，历元明清民国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皆定都北京，帝都文化对桑洋流域辐射浸润。历朝历代，首都都是政治文化中心，帝都文化都是各种高水平文化的综合体。尤其是元明清，桑洋流域都直接在帝都管控和辐射之下，帝都官员不少都到此任职，他们把帝都文化带到了这里，根植在桑洋文化的土壤中。帝都官员，又有不少中原、三晋、乃至江浙一带籍贯的官员，他们在入仕以前，长期在原籍学习生活，深受文化发达地区文化滋养。他们在桑洋流域任职，在从政的同时，还为桑洋流域编写县志、府志、镇志，将优秀传统文化播撒到桑洋流域。帝都文化塑造了桑洋流域爱国主义的情怀。中国封建社会，君国一体，爱国主义精神经常表现为忠君。当君国一体时，桑洋流域军民秉承着忠君爱国的理念，保卫皇权捍卫国家。当特殊时期君国分离时，桑洋流域军民则将国家利益放在首位，秉承国先君后的理念。这种爱国主义精神，经过时代的淬炼，深刻地浸润在张家口地区军民的思想深处，成为地域文化的基因。今天张家口地域被称为首都“北大门”、“护城河”、“防护林”、“水源地”、“后花园”。尤其是党的十八大后，桑洋流域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京张办冬奥、国家可再生能源示范区、首都生态涵养区等战略和定位中，对首都北京的贡献更加重要更加全面，作用越来越大。这些都是张家口地域和桑洋流域爱国精神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表现。
        三、深入研究桑洋文化的意义
      （一）有助于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文化认同
       党的十八大后，京津冀协同发展成为国家战略，立意宏阔，对桑洋流域影响非凡。京津冀实质上的协同发展，离不开文化认同这一根本因素。甚至可以说，文化认同度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协同发展的速度、广度和深度。桑洋文化就是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文化血脉。桑洋流域上接泥河湾盆地，下延“三家店河、北京湾”，形成了一个互相联系又相互影响的地理生态圈，文化渊源千丝万缕、历久绵长，成为三地文化认同的物质基础。生活在上、中、下游的人们有着相近相同的生活习性，衍生出一些相同相近的民俗民风，形成了三地民众文化认同的精神基础。共饮共用的桑洋永定之水，共享共荣的桑洋永定文化，便是京津冀文化认同的先天基因。桑洋文化，既是张家口地域的主流文化，也是哺育中华文明的母亲河—桑干河-永定河流域文化带中的组成部分，康庄大道天下大同更是京津冀乃至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前瞻和愿景。
       （二）有助于提升张家口的文化高度和影响力
       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逐步深入，我市的各项建设开始提速，经济总量不断增加，城市的实力迅速增强，知名度越来越高。可是，代表张家口文化高度和影响力的文化品牌尚未凝聚树立。张家口虽然在全国地级市经济实力排位上并不靠前，但是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和昔日的辉煌期和闪光点，以及其在中华民族和国家大历史中曾经发挥的作用，并不靠后。打造和研究提炼桑洋文化，以之提纲挈领统驭域内文化，可以托起张家口的文化高地，树立张家口的文化自信，提升张家口在全国、全世界的文化影响力。
        四、桑洋文化研究的切入点
      （一）融入“大泥河湾之梦”
       泥河湾古湖是桑干河的前世，桑干河是泥河湾古湖的今生，其形成的泥河湾盆地是阳原盆地、蔚县盆地和大同盆地东部地区的总称。桑干河及其最大支流壶流河由西南向东北贯穿整个盆地，长480公里，面积逾9000平方公里。用河北省“泥河湾东方人类探源工程”首席科学家谢飞的话来说，这是狭义的泥河湾。他认为，与泥河湾具有相同或相似人类、地质、环境背景的蔚县、涿鹿、怀来、大同、延庆等地为广义的泥河湾。他提出，要将其纳入“泥河湾东方人类探源工程”科研课题和文化遗产范畴，由河北、山西、北京和国家科研院校通力协作，联合攻关，共同构筑“大泥河湾之梦”。
       近年来，北京、山西也兴起了桑干河—永定河历史文化研究热，张家口应该主动融入其中，从历史文化资源的角度谋求京津冀晋四区联动与合作，阐明区域发展的文化基础，融入大区域的协同。为此，我们应该有以下努力方向：一是以创新精神，区域合作开展桑干河-永定河流域的学术研究；充分利用以往被人们忽略的、或尚未被人们认识到的历史文化资源，带动流域沿岸环境的综合治理及社会发展。二是在共同挖掘、整理、研究桑干河—永定河流域历史文化资源的过程中，探索京、津、冀、晋四区协同发展的机制与途径，为打响辽金元明清时期从北京出发的草原丝绸之路提供文化基础。三是把学术研究与实际工作相结合。京津冀晋地区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既是一个巨大的人文宝库，也是治理环境、产业转型、发展特色创意文化产业和新型旅游产业所依赖的重要基础。对于我市专业研究人员、历史文化研究团体和爱好者来说，“大泥河湾之梦”与京津冀晋四区联动合作研究的“大课题”，无疑是极好的一次机遇，应该组团争取尽早尽快融入。
      （二）融入具体学术研究
       所谓融入，就是通过对桑洋文化深耕细作，为大课题提供翔实的资料、准确的定位，科学的分析和评估。深挖桑洋文化的内涵，并拓展其外延。比如，桑洋文化与泥河湾文化的渊源关系；桑洋文化在中华文明缔造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北京人”--“许家窑侯家窑人”-- “山顶洞人”之间的承继关系；阳原于家沟遗址与北京东胡林遗址的关系；桑洋两河流域粟作农业是否为我国粟作农业的源头；东方人类始祖与华夏民族始祖的来龙去脉；桑洋两河流域古文化遗址遗存状况分析；姜家梁墓葬与红山文化的关系；桑洋两河水域变迁及其影响；燕山南北、长城内外青铜文化带与狄戎部族兴衰状况；桑洋流域移民历史和村镇的形成；桑洋流域长城修建与军政变迁状况；流域内道路驿传交通状况；贯穿流域东南西北的商贸发展状况等。
       桑洋流域保留了东方人类生存的印记，蕴藏着中华文明起源的信息，参与了中华文明的进化、繁衍、定型和发展，主导了张家口地域精神和文化性格的发育成长。从“华夷共处”的古代国称王，到春秋战国时期上谷郡的农牧交融，从北魏孝文帝拓跋宏的“汉化”改革到元代“腹里”中都的修建，从明宣府重镇和蒙汉“茶马互市”的设立到清代张库商道的繁盛，从民国初年陆路商埠的形成到察哈尔设省，从京张铁路通车到为时十二年的抗日战争，从成为晋察冀边区首府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察哈尔省等一系列的沧桑变迁，累积了丰厚的文明和文化资源。桑洋文化研究是大课题，也是难度不小的课题，出新品出精品尤为不易。有待政府支持，数地联合，多方参与，精耕细作，学术研究与传播普及并重，在占有足够史料的基础上分析研究，展开讨论，以期形成正确的认识和结论。

                                （陈韶旭：河北北方学院档案馆长、张家口晋察冀边区文化研究院院长。原载于《涿鹿文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