涿鹿问道
刘振瑛
本篇论文的标题叫做《涿鹿问道》，此“道”非玄学博论，只是想直接阐述涿鹿盆地文化的孕育、发展、传播过程与道路的关系。我们将从涿鹿盆地文化的孕育、形成及涿鹿盆地文化的输出、延展两个方面进行讨论。
涿鹿盆地背靠太行余脉，面对桑洋河谷，看似偏安一隅，但“敦兮其若朴，旷兮其若谷。”真可谓“善为道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这里东南与北京市门头沟区、保定市涞水县接壤，西北与张家口市下花园区、蔚县相连。涿鹿盆地与北京、保定之间的太行山余脉，虽然南北连绵二三百里，东西纵深百余里，但峡谷间众多的隘口却是自然通道。具体讲，涿鹿盆地中心至官厅水库大坝仅50公里，大坝进去不远就进入北京地界，就算是到三家店流入平原也不过100多公里，从矾山到京西古道西端不足40 公里，从谢家堡、大河南至涞水境180公里。从春秋战国时期起，历代统治者就开始在北京大西山各个峪口通道的难守易攻处设置关隘，到元明清三朝时北京大西山一带设关口至少有22处，这足以说明涿鹿与北京、保定之间沟通的频繁和宽泛度。《魏书•土地记》记载：“下洛城西南九十里有协阳关，关道西通代郡”。记载中的协阳关就是现在大斜阳，这也是一条历史古道。再西，还有松枝口峪、金河口峪等等大小通道。涿鹿盆地还有许许多多与外界沟通的路。溯桑、洋河河谷而上，可到阳原、广灵、平城；越怀来再北，过宣化盆地可登蒙古高原。
说到涿鹿文明，先要从涿鹿盆地文化的形成说起。涿鹿盆地位于桑干河下游，百万年来桑干河水激荡流淌，肥沃的土壤和灿烂的文化在涿鹿盆地层层叠叠，厚重积淀，留下了人类进步、文明的印迹。所以，千里桑干，唯富涿鹿。所以，涿鹿盆地，地杰人灵。
桑干河全长近千里，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记述我国北方河流的时候，首先说到是我们的母亲河黄河，第二个表述的就是讄（此字需要重新组合，左边为三点水）水（也作漯水）。我们不知道郦道元的本意，或许他已经被桑干河流域的厚重文化所打动，认定了桑干河的历史地位和文化价值，认为我们的桑干河也是中华文明的一条母亲河。
研究证实，两百万年前桑干河中段大同湖畔的泥河湾一带，生活着东方人类的祖先。相继发掘的泥河湾遗址群中，包括二百万年前的马圈沟和一百三十六万年前的小长梁遗迹及旧石器时期的文化遗存，都是泥河湾曾经孕育东方人类的证据。
后来的某一天，华北北部地域的地质发生突变，制约张家口古湖和大同古湖的山岗断裂开豁，两个古湖的湖水奔涌而下，直扑涿鹿古湖。涿鹿古湖或者同时决口，或者在陡然增加的压力下，也溃决倾泄，成为无定。无疑这次地质巨变的受益地是怀涿盆地，是北京冲积扇。此后，曾经为大同湖注入活水的桑干河从泥河湾沟谷中流过，蜿蜒数百里，与洋河汇聚怀涿湿地后入永定河大峡谷，成为海河水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大同湖干涸后，以渔猎为生的泥河湾人失去了基本的生活保障，不得不四处迁徙。古人类探路，多沿河道行走。涿鹿盆地是桑干河的自然归宿地，这块肥沃土地自然也就成为了游走到这里的泥河湾人的又一个栖息地。
泥河湾人带着在大同湖畔积累的生存智慧，裹挟着远古人类开创的文明来到涿鹿盆地，灿烂的文化曙光在涿鹿盆地出现，由渔猎向农耕文明的历史转变在这里开始。这就是涿鹿盆地文化的孕育、形成过程，可以说它与桑干河畔的道路息息相关。
下面再来看看稍后涿鹿盆地文化的输出、延展。北京房山区周口店龙骨山是一座神圣的山，山脚下是距今七十万至二十万年历史的北京人遗址，山顶是距今三万年的山顶洞人活动区域。我们知道，从桑干河谷地的怀涿盆地到房山区周口店龙骨山一带的最便捷的路线，就是门头沟的京西古道。当时在涿鹿盆地生活的泥河湾人很可能就是沿着京西古道寻寻觅觅来到北京周口店龙骨山定居生活的。这里还有一个点，经专家认定山顶洞人为使装饰品更加鲜艳美观染色所用的赤铁矿粉末和在尸体周围洒的赤铁矿粉末都来自张家口宣化的龙烟铁矿。除此之外，京西古道上还有距今约11万年前斋堂桑峪的古人类化石发现地，还有距今约1万年前后生活在门头沟军饷乡东胡林村西侧的东湖林人，还有位于齐家庄牛眼洞、雁翅珠窝洞的旧石器遗址，这都是古人类活动的场所。这些文化现象，就是东方人类活动、进化、进步、发展的轨迹。由此看来，桑干河应该是一条连接着泥河湾人和北京人、山顶洞人、东湖林人之间亲情和血缘的河流，而涿鹿盆地也是输出人类发展、进步和文明孕育的一个重要台阶。
如果以上仅仅是大胆的推想，那么让我们再看看人类文明史开始以后怀涿盆地的辉煌记忆。
时光荏苒，时间定格在五千年前。史料记载,远古时期张家口的桑干河、洋河一带曾经生长着大量桑树，直至今天，桑干河的名字一直沿用，其周边还有怀来的桑园、门头沟的桑峪等等以“桑”命名的村镇，足见桑蚕文明的影响深远。黄帝的妻子嫘祖曾在桑干河畔组织族人养蚕织布，这蚕丝织出的布，自然就是丝绸。嫘祖带领族人生产出的这些丝绸难道仅仅是自己的部族在使用吗？不，剩余的产品要进行交换。与谁交换，与周边的部族交换，与更遥远的人群交换。这种由小而大的，渐进的交换路线，最终以丝绸冠名，并且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直至今天还有着鲜活生命力的东西方文化的大碰撞、大交流。
由于中原农耕民族对牲畜及畜产品和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对丝绸、茶叶、瓷器、铁器及生活用品的巨大需求，自远古时期起，就形成了草原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交流贸易的社会基础。支持这交流贸易的通道就是经过今天蒙古国、俄罗斯，西抵欧洲的草原丝绸之路。
习惯上，大多数人都认为张骞是开辟丝绸之路的第一人。但是，从文献和考古资料看，这条最初以贩运中原丝绸为主的商路，最迟在公元前5世纪时就已形成。那个时候，张骞生活的朝代还没有出现。
1929年，考古学家在中亚阿尔泰山北麓发掘的公元前6至4世纪的巴扎雷克中，发现了产自中国的漆器、铜镜、丝绸等殉葬品；20世纪中后期，德国学者在斯图加特发掘的一座2500年前的古墓中也出土了中国丝绸残片。1994年，俄罗斯新西伯利亚高级考古研究员娜塔丽娅发现一个奇迹。她带着学生在阿尔泰山北麓距中国边境很近的一座5米深的地下古墓中挖出一块巨大冰块，冰块中冻藏着一位身裹丝绸、佩带着精美铜镜的美女尸体。由于冰块的保护，出土时女尸眉清目秀，肌肤仍有弹性。根据墓主人的服饰和随葬物判断，这是一位中国汉家女子，其生存年代在距今2000多年以前。
我们不敢因这些考古发现有丝绸，就确定这里曾有丝绸之路，但是不断搜集到的诸多物证使我们不得不去面对这个事实。这些最直接的考古物证，不能不让我们惊讶和兴奋。此刻，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没有丝绸之路，哪来如此多的丝绸？这些丝绸就是通过北方的丝绸之路输入的，而且这条路的出现要比张骞出使西域早好几个世纪。由此可见，最早沟通东西方文化的通道就是草原丝路。我们或可设问，涿鹿盆地是否就是丝绸文化输出的源头之一？
交换是对等的，中国丝绸的输出与异域商品的流入在近3000年前有了记载。春秋时，今河北省蔚县东北（今天代王城）为古代国。文献记载：“恒代以北以上谷为雄。胡市既立，往往民饶于财，迹其置市之所，大率在县境百余里间。”上谷郡治所在哪里？《汉书•地理志》记载：上谷郡治在沮阳县。沮阳在哪里？郦道元在《水经注•卷十三》中，多个点位记录了沮阳城的位置。考古调查也表明，大古城村北的古城遗址就是古上谷郡治所。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分天下为三十六郡。上谷郡地汇桑干、洋河、永定、妫水四河，踞桑洋盆地之川。上谷郡所辖范围大致包括今怀来、宣化、涿鹿、赤城、沽源以及北京 延庆等地。
今涿鹿县域，历史上曾经属于代国辖地无疑。尽管代国的立国时间扑朔迷离，没有定论。但依《史记.赵世家》记载，赵襄子元年(公元前475年)，赵襄子设计谋杀了代王灭了代国。这就证明代国存在的时间至少是在公元前475年之前，这远远早于张骞出使西域的汉武帝建元元年，也就是公元前140年。
《史记》记载，当时代国有“市”，市上的“谷、戎菽、冬葱、良马、白狐皮”，这些都是品牌商品。文献记载的代戎市场上的土特产品之首就是谷子。多少年来，谷子一直是桑洋流域人们的主粮。张家口桑洋流域极其适宜谷子的生长，大约是谷子的原生地之一。今天闻名于世的“张杂谷”诞生在张家口地域并不意外，除赵治海、崔文生等一批专家的心血外，还应该有其物种本身至少几千年的基因传承和谷文化传承。个人认为，谷子应该上升成为中国农耕文化的一个符号。而“戎菽”和“冬葱”，则是生活在古代国的山戎族人种植的豆科植物和蔬菜。《管子》记曰：“桓公北伐山戎，得冬葱及戎菽，布之天下。”当然，这里指的“天下”应该仅仅是“齐鲁”地域。现在山东章丘的大葱确实很有名气，说不定还真是应该感谢那位齐桓公。现在，蔚县、涿鹿的鸡腿葱很有名气，这很可能就是生活在古代国的山戎人当年留下来的品种。
再说说“良马”和“白狐皮”，“良马”很可能就是来自西方的汗血马、大宛马之类马匹，因为比本地马匹品种优良，所以称之为良马。
“白狐皮”非常富有传奇色彩。中国地域的狐狸基本上是草狐和火狐，皮毛都是黄色和红棕色。古代国市场上出现了白色的狐狸皮，老百姓解释不清，就猜想出了狐狸“千年黑，万年白”神话。这种传说还影响了文化人，清代乾隆时大文人谢济世就说：“白狐年老则妖，为害甚大”。他解释不清白狐的来源，只有依靠神话传说中“年老则妖”的理论了。其实，《史记》中所记载的白狐皮，就是北极狐皮。北极狐皮出现在古代国市场绝非偶然，它是与丝绸等东方商品交换的对等商品之一。关于白狐皮，《逸周书》还记载了一件颇具现代人行为意识的故事。当时，距代国千里之外的鲁国国相管子，为追时尚曾派人带着重金，千里迢迢到古代国购买白狐皮。由此也可以看出，非常珍贵的白狐皮，在代国市场上已经成为响亮的品牌。北极狐皮的大量出现，大量到了可以成为品牌商品。白狐皮市场的形成，说明当时怀涿盆地与草原丝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如果说冬葱、戎菽布之天下可以归结为文化的延展、输出，那么白狐皮的流入和输出，更显示了道路在人类发展史中的重要作用。
1500年前的唐代，西方人就来到了张家口地域。1995年11月5日《张家口报》刊登署名陈朝志的一篇文章，他说：“据《大业杂记》记载，初唐时，到燕京（今北京）、保定等地经商的外国人很多，他们都是通过北方丝绸之路到达目地的。其中，一些商人看中了张家口一带重要的位置和发展前景，便留了下来。这部分人中，有资金雄厚经营珠宝、香料的大商人，也有小本经营、夫妻合开的胡饼店之类的小商贩。
另据《策异录》记载：“唐大业六年（610年），诸蕃来张，请入市交易，均许之。于是修饰诸行，葺理邸店。”在唐朝，外国商人就已经在张家口经商，多以其国名为胜。上文言及的社官僧达史玄荣、康惠澄等人，分别属昭武九姓中的安国人（在今苏联乌兹别克的布哈拉）、史国人（在今苏联撤马尔罕之南）和康国人（在今苏联撤马尔罕）。
以上记载均来自陈朝志先生的文章。这里我们更感兴趣的是，那些没有留在张家口地域的商人是通过哪条道路到达燕京和保定的。反复思考的结论只能是，这些外国商人先到达怀涿盆地，再穿越太行山、大西山的自然道路到达燕京和保定。外国商人或路过，或停留在怀涿盆地时，会给我们留下什么文化印记，又会吸纳桑洋文化中的哪些元素？
不妨来看看张家口地域泛神崇拜习俗中，一位叫“狐神”的神仙。它住的地方叫狐神庙、狐仙庙、大仙爷庙或三太爷庙，也有的地方把这种庙叫做糊涂庙。这些供奉狐狸的庙宇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庙宇内都不供奉神像，只是供奉一个无字的牌位，有的甚至仅仅是供奉着一块石头。当然，也有例外。一个是我们采访获悉，涿鹿县马军庄一户王姓人家，曾经供奉过狐仙。这户人家供奉的狐仙变成了女性，没有女狐仙的神像，就买了一张绘有“大乔、小乔”的年画供奉了许多年。另一个例外是据清末民初徐珂编撰的《清稗类钞》记载的一件事。《清稗类钞》记曰：“万全县北十里许，有糊涂庙者，不知所始……宣统间，庙额则曰胡神，须猬卷，而状狞恶，绝类波斯胡”。这段话的大意是说：出张家口万全德胜门，往北大约十里的地方，有座不知建于什么年代糊涂庙。庙宣统年间，这座庙的门额匾上写的是胡神庙。庙中供奉的神像落腮胡子，鼻梁高挺，两眼深邃，样子有些狰狞可怕，好像是波斯人。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史记•大宛列传》概述了西域大夏、大月氏、乌孙、匈奴的基本状况后说：“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国虽颇异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其人皆深眼，多发髯”。“深眼”、“多须”就是西域胡人或印欧人种的特征。清朝的雍正皇帝，也曾发现过这座糊涂庙。他说：万全城北有座糊涂庙，诏毁淫祠时，本想毁掉它，后来还是留下了，因为糊涂庙供奉的糊涂神是万全之道。这段话，佐证了万全糊涂庙的存在。我们却想说，宣统间胡神庙中“须猬卷而状狞恶，”的神仙，不是“绝类波斯胡”，而很可能就是来自波斯的一位有影响的胡人或者就是波斯人崇拜的一位洋神仙。庙中只有牌位没有神像，是因为异域的神相貌没有出处，信众无法描述，工匠自然无从下手，留下的也就只能是一个牌位了。
看来，我们原来认为的狐神庙或者狐仙庙、大仙爷庙、糊涂庙的叫法是值得商榷的。而黄毛大仙庙的叫法和“绝类波斯胡”的记载似乎更让人多了一些联想。这些胡人就是外国商人或在怀涿盆地路过，或在怀涿盆地停留，或在怀涿盆地繁衍生息时，留下的文化印迹。
再说说葡萄。现在，怀来葡萄酒、宣化牛奶葡萄很是出名，其实涿鹿盆地的龙眼葡萄也与怀来、宣化的葡萄有着同样悠久的历史。其栽培历史至少已有1500多年，远远早于新疆。我们或可设问：生长于地中海、里海地区的葡萄何以传至桑洋河谷地？葡萄东传的历史，是否就是异域物种通过草原丝路输入怀涿盆地的文化现象？
1980年，怀来甘子堡春秋墓葬中出土了一件直耳铜釜。美国丹佛艺术馆邦克.埃玛教授发表论文说，地处中东的匈牙利，也出土过同时期、同形制的器物，这里存在一条青铜器传播的路线。而现在蒙古国和俄罗斯布里亚特共和国的许多博物馆中，都展示着与甘子堡春秋墓出土的直耳釜同时期、同形制的青铜器。这是怀涿盆地与草原丝路贯通相连的直接证据，也是怀涿盆地文化影响世界的证据。
清代，张库大道渐渐形成。清末民初，张家口更是成为了中国向北开放的“旱码头”和“陆路口岸”。这一时期，因为京张铁路的开通和运输工具的进步，涿鹿通往中原的古道略显寂寞。但是，笔者在北京文津阁查到的一条信息，却给我们的研究提供了课题。这个信息，要从一个故事讲起。清朝后期，北京人食用的活羊，大都由今天的蒙古草原供给。这从草原徒步赶运到北京的羊群行走的道路，叫做京羊道。有一年，因为沿途赶运活羊的押运人员疏于管理，多次发生了羊群损坏农田的事情。当地农民气愤中拒绝羊群经过，北京市场的羊肉价格因此暴涨。这件事，引起了皇上关注并且过问。清代，最初京羊道的收货地点是北京的牛街，稍后又加上了大红门。从草原赶下来的羊群，从哪里走？我们初步判定，羊群是从涿鹿的矾山经北京门头沟区的京西古道赶到北京城的。赶到北京城后，再从西便门或者广安门，进入北京南城的牛街或者大红门。
十几年前我们在门头沟区斋堂村采访时，还听到一位老人对“口米”的描述。老人的大意是，他的一个老辈子是做粮食生意的，其中来自张家口蔚县、涿鹿的小米，被称为“口米”。口米是他们经营的主要品种之一，每年秋后要用几十头毛驴组成的运输队反复驮运，一直驮运到阴历年年根底。驮运口米的毛驴行走的路线和京羊道，曾经是保障北京市场食品、副食品供应的一条重要道路。可惜，我们目前还没有对其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
毋庸置疑，古桑洋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除已经公布的泥河湾古人类活动遗址群外，即将发布的考古报告也证明：5000年前黄帝、炎帝部族确实在古桑洋河流域生产、生活，繁衍生息。期间，他们播种百谷、植桑养蚕、缝制衣服、烧制陶器、研究医药，建造舟车、制定音律、发展生产，延续了辉煌灿烂的桑洋文明。
涿鹿盆地文化的孕育、发展、传播过程与道路息息相关，以道路交通为特色的文化，是涿鹿盆地大文化的一个重要篇章。
今天，我们应该大力挖掘涿鹿地域有关的路文化，认真梳理、研究涿鹿历史上在与中原文化交流中的结点作用，恢复涿鹿在京津冀经济带上应有的枢纽地位。
最后需要建议的是，能不能梳理涿鹿境内历史文化、整合桑干河旅游资源，沿109国道，开辟一条与北京门头沟京西古道相连接的旅游文化观光道。道要回环，可以开辟阳原泥河湾寻根，涿鹿问祖，桑干河河畔观光赏景阅读文化的两日游线路，也可以开辟衔接涿鹿县域东南西北沿太行余脉、桑干河大峡谷、直通草原天路，由京藏高速回京的长假游线路。
总之， 涿鹿文化，不是一个点，而是一条线，而是一条大文化带，是一个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研究的大文化课题，是一个必将在涿鹿大发展过程中发挥巨大作用的支点。
（刘振瑛：张家口市旅游发展研究会会长、中蒙俄万里茶道申遗专家组成员。原载于《涿鹿文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