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窝子”涿鹿

一代名净蔡有山武工、架工俱佳，开打之中眼疾手快，动作干净利落，背扎靠旗、头戴雉鸡翎、腰挂宝剑也能做高难度动作，浑身上下的装饰物不磕、不碰、不挂、不乱，人称“勇猛武生”。有一次，他在沽源演出《打龙袍》，观众达8000人，卖票处的栅栏都被挤坏了。他不仅演技高超，戏德也高尚。他患有严重的疝气，腰间常年缠着带钢丝的腰带。1961年，剧团在沙城新落成的剧场演出《大名府》，他饰演卢俊义，穿着五寸高的靴子从两张桌子摞起来又加了一把椅子的高处做“垛子叉”，落地后，还要四肢跷起来，以肚脐为中心旋转360度，不幸被腰带里的钢丝扎破了肠子，鲜血立刻涌了出来。他强忍疼痛，到后台简单包扎后又返回台前，直到把戏演完，卸了妆才发现肠子被扎穿了。当时的县委书记派车把他送到北京的医院，立即手术，医生说再晚半个小时恐怕就没命了。

涿鹿县老年大学晋剧社在溪源村演出化妆照，左为涿鹿县老年大学晋剧社学员刘爱平，右为涿鹿晋剧张家口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乔润林    拍摄者：霍汉清 

涿鹿人“热”戏，几乎村村有戏班儿。

地处涿鹿西山深处的屈庄村只有百十户人家，但很早就成了班儿，以“蹦蹦戏”和二人台为主，行头大都是自制的廉价布衣。当时十里八村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屈庄戏不用问，一人一根檀木棍”，言其条件简陋。1964年前后，村里出资请来专业师傅，利用农闲时节，排演了整本大戏《六月雪》《乾坤带》《下河东》等，雇木匠、裁缝做了戏服和刀枪剑戟，又发动群众集资为戏班购买服饰。百姓都很清苦，但还是拿出了从牙缝里省出的钱。村民谷永德大冬天连件棉袄都没有，一直穿件山羊皮袄，腰间系条麻绳，却毫不犹豫地拿出了仅有的七块钱——在当时，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

为让人物出彩，演员们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四顷梁村的业余剧团1970年正月里去外地演出，冰天雪地，穿河风异常寒冷，演《沙家浜》时，演员一出场，仍然如往常一样，绿裤白布衫，袖口挽到胳膊弯，赢得一片掌声。演员陈建明为了扮好杨子荣，头戴虎皮帽子，外套黑长衫，里面是虎皮背心，靴子的脚面箍着虎皮罩面。其实这些装饰都是他用双层牛皮纸做的，他用红黑颜料勾出虎皮的斑斓花纹，用烟盒的锡箔纸点缀其间，煤气灯一照，闪闪发光，极为引人注目。散戏后，几个老大爷非要上台看看这是一件什么“宝衣”，看后大笑不止，连连夸他：“真有你的！”

那时候，戏班到外村演出时并不约定吃饭与报酬，由大队分到各家各户，村民都会拿出最好的东西招待戏班，吃得好的有炸糕、莜面，最次的也是小米豆饭。演出结束之后，有管饭任务的人家来到台下，这个喊：“我家两个！”那个喊：“我家三个！”有的直接点名：“我要杨子荣！我要铁梅！”

上世纪90年代的涿鹿，戏曲进入低谷，除了个别村镇庙会期间邀请外地剧团唱几场山西梆子，其余时候就是老人去世后请鼓匠班子唱几天坐场戏。老人活的时候看不上戏，去世了，怎么也得让老人听着熟悉的山西梆子驾鹤西游，无论穷还是富，都要唱几天坐戏，否则就是不孝。那时人们在家里不敢大声唱山西梆子，也不敢播放山西梆子，怕被说是家里死了人，山西梆子在涿鹿沦为了“丧葬文化”。但山西梆子在老百姓心中根深难移，不敢大声唱就小声哼，就小音量播放。

唱戏离不开戏台。涿鹿县明清时期的戏台都是与寺庙连在一起的，是寺庙的组成部分，故也称为“庙台”；又因与音乐戏曲有关，也称“戏楼”“乐楼”。新建的戏台使用前有一个仪式叫“轰台”，也叫“打台”“镇台”“祭台”等，有“文轰”“武轰”。选个良辰吉日，在台上杀掉一只公鸡，鸡头挂到台子的大梁上，然后放鞭放炮，这是“文轰”；“武轰”要上锣鼓，由花脸演员手执兵器，口中念念有词在台上转几遭，然后杀鸡，鸡血洒在台子四周，点燃黄表纸，把鸡头挂在大梁之上，鸣放鞭炮。

爱戏的人都知道，好多戏是让人分辨忠与奸、善与恶、美与丑、好与坏的：《打金枝》里唐代宗礼贤下士，郭子仪居功不傲；《黄沙岭》内纣王荒淫无道；《明公断》中陈世美贪恋富贵终致身首异处，包拯刚正不阿世所共仰……一部戏就是一个故事一段历史，更映衬着一个家一个国的兴亡衰败。演的是大千世界，传的是生存智慧。

千里桑干，文汇涿鹿，繁华逝去，更见真淳。戏曲的魅力无法阻挡，一旦入门，便终生难以放下。喜欢一样东西有时候得赶到一个“点”上，这个“点”就是触动，就是越过门槛的那一瞬。也许哪一天，那些喜欢劲歌热舞的年轻人受到触动，会突然痴爱戏曲。如今文化虽然多样，但戏曲毕竟是多少代人打磨过的好东西，是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始终有人无怨无悔地坚守弘扬。只要传承得法，耐心等待，戏曲的美必将吸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来源：《文艺报》2023年12月13日第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