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飞】旧石器考古学家，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研究员、河北省文物局副局长
涿鹿是产生中华文明的大熔炉，黄帝、炎帝和蚩尤三个部族经过大熔炼，形成了大融合、大团结的局面，从而促进了经济的大发展，社会的大进步。
——旧石器考古学家，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研究员、河北省文物局副局长 谢飞先生对涿鹿的评介
涿鹿记忆
谢飞
千古文明开涿鹿，中华文明的熊熊火炬在涿鹿燃起，不是无缘无故的。究其根源，是这里有着优越的自然地理和深厚的文化背景，才能促使如此重大的事件在这里发生。她就是泥河湾，就是一脉相承、连绵不断的泥河湾文化。泥河湾以东方人类的家园或东方的奥杜威峡谷著称于世，正是有了距今200万年的文化根系，历经200万年的文化积淀，才使中华文明在这里形成有了可能。在这一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不时产生着文明进步的火花，不时创作出瑰丽的文化作品，其中，涿鹿五千年文明是一系列火花中最为耀眼的一颗。
人类占据泥河湾之后，一直以勇往直前的精神不断完善自己，表现最为直观的是石器加工技术的进步，他们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进发，一直延续了将近200万年。这些文化遗存清晰地架构起泥河湾的考古文化序列，勾画出这里旧石器文化发展的脉络。泥河湾旧石器文化突出的特性是，具有中国北方风格的小石器文化遗存都表现出了强烈的继承性和发展性，反映出一部一脉相承的厚重历史和文化品格，具有极强的文化连续性。
人类发展史真正意义上第一次技术革命发生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在泥河湾，大约距今2万年前，出现了以油房、二道梁等遗址为代表的细石器工业，人们熟练地掌握了细石器加工制造技术。这时，人们学会生产复合工具，用石矛头装柄成为标枪，石刃装柄成为石刀、石镰，还发明了弓箭，因此，生产力得到大大提高。大约在距今1万年前后，以籍箕滩、虎头梁遗址群为代表的细石器工艺技术登峰造极，还出土了明显超过万年的陶片，似乎预示着畜牧业开始萌芽，农业革命正在孕育，初步文明开始起步，预示着更剧烈的社会变革将喷薄而出，中华文明已在襁褓之中。
泥河湾200万年来深厚的文化积淀，特别是中华文明来临之际所历经的石器技术革命和陶业、畜牧业及农业等文明起步的孕育，为中华文明在涿鹿一带形成奠定了雄厚而深远的基础。
涿鹿是产生中华文明的大熔炉，黄帝、炎帝和蚩尤三个部族经过大熔炼，形成了大融合、大团结的局面，从而促进了经济的大发展，社会的大进步。
现代考古学在中国的实践，不仅开辟了揭示中国古代史的新途径，而且使得长期统治史学界以中原为中心的文明起源一元论受到挑战。上世纪90年代前后，苏秉琦先生明确指出：“考古学的最终任务是复原历史的本来面目。”并对中国历史基本框架概括为：超百万年的文化根系，上万年的文明起步，五千年的古国，两千年的中华一统实体。苏先生在思索构建这一理论时，最大限度地使用了泥河湾、蔚县、涿鹿的考古资料，尤其对涿鹿特别关注。
考古学是一把金钥匙，是解决历史问题，是鉴定历史真伪的唯一途径。对此，李学勤先生曾作出如下评价：“对考古学的作用，我发表过一个看法。古代的东西无论在空间还是时间上与我们都有一段距离。这个距离，必须通过信息才可以越过。古代给我们的信息就是古书，除了这个没有第二条路，可是考古学的东西不是这样，那是另外一条途径。古书是历代传下来的东西，他是曾被歪曲和变化的。不管有意无意，总会有歪曲的，而考古获得的东西就不一样，我们是直接看见了古代遗存。现在我们有了机会，可以直接看到古代的书，这就没有辨伪的问题”。
早在1982年，苏秉琦先生首次提出：“张家口是中原与北方古文化接触的三岔口，又是北方与中原文化交流的双向通道。”上世纪90年代苏先生进一步明确，“五帝时代以五千年为界可以分为前后两大阶段，以黄帝为代表的前半段主要活动在燕山南北，红山文化的时空框架，可以与之对应。五帝时代后半段的代表是尧舜禹，是洪水与治水。”从文献考察，黄帝、炎帝、蚩尤在这里的存在及其征战、融合、发展记载可信。从考古区系类型学分析，红山、庙底沟、后岗一期三支强劲的、有各自源头的考古学文化在这里并存，交流、融合、发展也是客观事实。其实，黄帝、炎帝、蚩尤并无其人，他们所代表的只不过是那个时代不同的部族，不同的考古学文化。而这三大部族或三支考古学文化在这里汇集、征战、交流，最后形成大团结、大融合的政治局面，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及中华文明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黄帝部族可能创造了红山文化。红山文化是燕山南北长城地带最重要的考古学文化，1935年首先发现于内蒙古赤峰红山后遗址。红山文化的分布范围广大，主要在内蒙古东南部、辽宁西部和河北北部。发现的遗迹主要有祭坛、神庙、积石冢、房址和窑址等，其中，牛河梁女神庙及墓地、东山嘴祭坛最具代表性，出土的女神像及大宗玉器，显示出宗教文明的诞生。出土遗物有石器、陶器和玉器，其中，陶器以之字纹桶形罐为代表性器物，彩陶红地黑彩，饰龙鳞纹。玉器精美绝伦，数量大，类型多，以玉猪龙最为典型，显示出中华玉器文明的光辉。比较而言，红山文化是三支考古学文化中文明程度最高的文化，因此，苏秉琦先生根据考古材料和文献资料分析，认定“红山文化的时空框架，可以与之对应”，我们赞同这一意见。如此说来，燕山是黄帝部族的根，龙是黄帝部族的脉，那么，燕人当是龙的传人。
炎帝部族可能创造了庙底沟文化。庙底沟文化是中原地区最为丰富多彩的考古学文化，因1956年陕县庙底沟遗址的发掘而得名。庙底沟文化主要分布于河南中西部、山西南部和陕西东部地区，发现的文化遗迹主要是聚落、房址和墓葬等，出土遗物主要为石器和陶器，以红地黑彩的彩陶最为发达。陶器以尖底瓶、钵、盆、罐为典型器物。彩陶纹饰以玫瑰花花瓣、勾叶、圆点纹最具特征。对此，苏秉琦曾用“华山玫瑰燕山龙”的诗句予以赞美。在这里，看不到玉器文明和宗教文明的踪迹，依此，其文明程度当稍逊于红山文化。有人认为，炎帝部族的根系在华山，他们崇尚的是玫瑰花，而花、华是谐音，与华夏、华人名词的出现休戚相关。
蚩尤部族可能创造了后岗一期文化。后岗一期文化发现于1931年，在安阳后岗发掘中，还发现了中层的龙山文化和上层的商文化，故名之。后岗一期文化主要分布于太行山东麓地区，在河北分布尤为广泛，代表性的遗址有河南濮阳西水坡，河北永年石北口，正定南杨庄，蔚县三关等遗址。发现的遗迹主要为房址和墓葬，其中西水坡遗址发现的用贝壳摆设的龙形图案最为著名，似乎显现出当时人们对龙的崇拜或信仰。出土的文化遗物主要是石器和陶器，陶器以钵和鼎为典型，彩陶数量少，常饰有简单的几何纹饰。蚩尤部族的根系在太行山，也是龙的传人，这与太行山与燕山相接关系密切。
无疑，在涿鹿进行的两次大战，胜利者都是黄帝部族。那么，在残酷的战争之后，黄帝部族应该吸收、容纳炎帝和蚩尤部族的优点和长处，而成为更加庞大的、更具备发展活力的部落联盟。如此，才能真正形成能代表中华民族共同祖先的，距今五千年民族文化的根脉。
当我们把文献与考古资料综合分析研究后，所得出的结论基本上印证了历史传说的真实性。涿鹿是产生中华文明的大熔炉，黄帝、炎帝和蚩尤三个部族经过大熔炼，形成了大融合、大团结的局面，从而促进了经济的大发展，社会的大进步。
关于黄帝部族发祥地的传说，并非涿鹿一家，还存在陕西渭水说、中原新郑说和山东曲阜说（古寿丘）等多种说法，有关炎帝、蚩尤部族起源地的说法也众说纷纭，不尽一致。但是，各说对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以此为开端，黄帝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祖先，黄帝、炎帝、蚩尤之间曾发生过战争，却是无异议的。沈长云先生在《中华文明从这里走来》一文中，列举了各种意见后说：“诸说中唯一正确的，应是黄帝族发祥于古涿鹿一带的说法。”对此，我们表示赞同，需要强调的是，在一个地区，甚至一个发掘地点，同时发现三支源远流长的考古学文化（黄帝、炎帝、蚩尤部族）并存的别无它例。
涿鹿是中华文明的象征，也是中华文明形成的载体。承载着五千年文明开涿鹿的史实，诉说着五千年前中华三大人文始祖黄帝、炎帝、蚩尤在涿鹿一带碰撞、征战、融合的壮举，体现着以民族大融合、大团结为特质的勇往直前的民族精神，激励着燕赵儿女在新的历史时期科学发展，开拓创新，合力创造美好的明天。中华文明从这里走来，让河北人民感到骄傲，感到自豪。
毛泽东同志“赫赫始祖，吾华肇造。胄衍祀绵，岳峨河浩……懿维我祖，命世之英。涿鹿奋战，区宇以宁”之句，出自抗日战争前夕毛泽东和朱德的《祭黄帝文》，他们对涿鹿在中国文明史所起的作用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并以此激励民众，团结抗日，驱逐鞑虏，还我中华的决心和斗志。习近平同志对中华文明的历史和现实意义认识更为深刻，他指出：5000年中华文明，是人类文化河流中唯一没有干涸、没有断流的文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中华民族创造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华民族也一定能够创造出中华文化新的辉煌。
习总书记还要求，既要让文物留得住，也要让文物“活起来”。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领会总书记的指示精神，让河北的文化遗产说话，把文物承载的历史知识、科学价值、艺术价值、创造与智慧及现实意义告诉人民大众，树立正确的历史观、价值观、文化观，更好地传承中华民族文化、凝聚中华民族精神，共同构筑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