涿鹿的变迁
谷新声
涿鹿城作为涿鹿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从战国时期诞生之后，伴随着涿鹿人繁衍生息了2300多年。2000多年来，她几易其址，先后有涿鹿城、下洛城、广宁城、新州城、奉圣州城、永兴城、德兴府城、保安城等诸多称谓。2000多年来，她见证了边塞西风与人间无数的离合悲欢，铸就了千年沧桑与厚重的昨天，记录了秦汉、隋唐、鲜卑、契丹、女真的荣辱兴衰，孕育凝结了古老而灿烂的文化。从杀向中原的拓跋珪、成吉思汗，到北定边疆的洪武，再到实现“内外一统”的康乾，难以胜数的中华历史都与这座城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
清初成书的《读史方舆纪要》对它作了这样的描述，“州通燕云，襟带妫蔚，东顾则扰居庸之戍，西出则震飞狐之师”。“女真覆燕京，蒙古略冀北，何尝不以州为驰逐之地欤？”
黄帝故城与古涿鹿城
最早的涿鹿城在今矾山镇境内，她就是五帝时期的黄帝故城，也就是古人所称的轩辕之丘。那么，古涿鹿城与黄帝故城有着怎样的关系呢？这还得从赵国剿灭中山国说起。
春秋时期，今涿鹿一带一直是山戎的属地，齐桓公剿灭山戎之后，将这一带交给了燕国。战国时，今河北定州一带有一个中山国，它像“枣核”一样嵌在赵国的中央地带，全境只有北部一些地方（今涿鹿一带）与燕国毗邻，其余地方皆与赵国接壤。
中山国虽然不是一流强国，但由于处于赵国的心脏地带，将赵国的领土绽得四分五裂。不仅使赵国国内来往极为不便，而且使偏居南端邯郸的赵国中央政府对赵国的控制愈加费力，给赵国的国家统一带来了困扰。再加上中山国为了自身的利益，经常和邻近的齐国、燕国眉来眼去，相互勾结，共同对付赵国。同时，齐国、燕国也把中山国作为牵制赵国的最佳搭档，给予中山很多资助，对赵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了很大的威胁。
由于受中山国的牵制，赵国几代国君的图强大业都未能如愿。赵武灵王即位后，秉承先君遗志，多次对中山发动进攻，但每次中山都通过与燕国接壤的地带向齐、燕报信求助，使剿灭行动不了了之。
赵武灵王总结了以往的教训，他认为，要想剿灭中山，必须先切断中山国与燕国、齐国的来往通道。于是，赵武灵王二十六年（公元前300年），在未进攻中山国之前，赵武灵王首先派兵进攻中山与燕国交界的地带。
当时，燕国燕昭王继位不久，燕国国破民穷，势单力薄，赵国的军事行动几乎没有遇到燕国的抵抗。《史记•赵世家》就这一事件做了这样的表述：赵武灵王“二十六年，复攻中山，攘（侵夺的意思）地北至燕、代”。
赵国占领涿鹿一带后，便依秦、楚、晋“据人之国固以县”之例，在今矾山境内的黄帝故城设置了浊（涿）鹿县。赵国为什么要将该县取名浊（涿）鹿呢？其实，浊（涿）鹿县名来自山名。东汉的服虔说：“涿鹿，山名。”唐代的张守节也说：“涿鹿，山名，涿鹿故城在山下，即黄帝所都之邑。”
涿鹿山，《山海经》记之为“轩辕之山”。其文说：“轩辕之山，其上多铜，其下多竹”。因山上有“竹”有“鹿”，赵国置县时便称“竹鹿”。后因气候变化，竹子绝迹，便以“竹鹿”之音，记为独鹿、浊鹿、涿鹿。战国后统一书写为“涿鹿”。
当时，赵国籍人士，战国后期杰出的军事家乐毅，在燕国统帅军队，辅佐燕昭王振兴燕国。赵武灵王设置了浊（涿）鹿县之后，为了牵制乐毅，削弱燕国收复浊（涿）鹿的信心，干扰燕国收复国土的行动，封身在赵国的乐毅之子乐闲为王，赐地浊（涿）鹿县。
就这样，浊（涿）鹿便成了赵国封给乐闲王的私人领地。乐闲明白，浊（涿）鹿在自己就有王位和私人的领地，失去浊（涿）鹿就意味着失去一切。不知不觉中，乐闲被聪明的赵武灵王捆绑在了赵国与燕国对垒的战车上。他不仅要面对燕国大军的进攻，而且也使自己身为燕国军事统帅的父亲乐毅，陷入了两难境地。此时，浊（涿）鹿县虽无明确的管辖范围，浊（涿）鹿城也无其他行政官员，但有着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战的乐闲王爷与他统帅的军队。
只可惜，这位乐闲王到浊（涿）鹿后，没几年就死在这里。上个世纪80年代，矾山镇小学学生在黄帝城遗址北面植树，掘出了乐闲王的墓葬。墓主人顶盔贯甲，尸骨旁随葬物中有青铜戈一件，上有“乐闲王之戈”的铭文。
当燕国得知赵国不仅占据了燕国的国土，而且还在这里设置了浊（涿）鹿县之后，便派兵收复国土，结果大败而归。对于这一耻辱的事件，燕国的史书并没有记载，倒是魏国史官所作的《竹书纪年》记载了这一事件。书中说：“燕人伐赵，围浊（涿）鹿。赵武灵王及代人救浊（涿）鹿，败燕师于勺梁。”
浊（涿）鹿县的设置，使轩辕之丘一下子变成了浊（涿）鹿城。从此时开始，浊（涿）鹿这一称谓便跃然纸上，出现在了人们的视野。那么，赵国为什么要将浊（涿）鹿县城设在轩辕之丘呢？
春秋及战国前期，县一般都设置在新近兼并的土地上。为了巩固刚刚获得的土地，县的一切行政职能都围绕军事进行。出于防守的需要，城是置县的必备条件之一。当时，今矾山一带只有轩辕之丘一座城池，故而，在这里设县是赵国唯一的选择。
轩辕之丘是有熊部落方国发展过程中，为了有效地保卫自己，修建的永久性部落中心。当时，先人还未掌握夯土筑墙的技术，所以，他们在修建部落中心过程中，选择一个大的土丘，将土丘中间挖去，从而形成四面留有土墙的围子。
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上，这种土围子根据形成之前的地貌，被称为“丘”。丘字在甲骨文中就是一个城墙横断剖面形状，即“M ”。赵国设置浊（涿）鹿县时，轩辕之丘经过几千年的风雨剥蚀，城墙已经破败不堪。为了提高城池的防御能力，赵国便在轩辕之丘原有堡墙的基础上，对涿鹿城的城墙重新进行了夯筑。我们现在看到的黄帝故城残存城墙，就是那个时候夯筑的。
公元前296年，赵国剿灭中山国之后，并没有因为中山的灭亡而退出涿鹿县，而是徙赵民入燕，试图长期占据涿鹿一带。之后，随着燕国的振兴，赵国不得不退出了浊（涿）鹿。燕昭王二十九年（公元前283年），燕国为固土戎边，依秦楚齐之例，在国内设置了五个郡，并在郡下设县。据《战国策》记载，燕国先后在上谷郡设置了36个县，其中就有涿鹿县。这时候，涿鹿城地处燕国边塞，西部、南部均与赵国接壤，所以，涿鹿城依然是燕国故土守边的军事重镇。
秦始皇统一中国，废除分封制，确立郡县制，分天下为36郡，其中含燕国5郡，涿鹿县仍属上谷郡。此时，涿鹿县有了主管全县行政、司法的县尹、县尉、县丞等文职官员，管辖范围大致包括今北京市门头沟西部、涞水县野山坡一带、怀来县西南部、涿鹿矾山一带及赵家蓬区北部。涿鹿城不仅成为这一带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且迎来了她建制以来少有的安逸与平静。
两汉之交的王莽新朝，将涿鹿县改为播陆县，涿鹿城随之变成了播陆城，东汉又恢复了原来的涿鹿县、涿鹿城。随着时代的变迁，涿鹿城先后伴随着三国曹魏、东西晋、后赵、前燕、前秦、后燕、北魏，度过了300多个春秋。这期间，这里有过歌舞升平，也有过兵戎刀戈。特别是公元314年之后的80年间，炮火连天，改朝换代频繁，涿鹿城数易其帜，先后被后赵、前燕、前秦、后燕统治。
这一时期，涿鹿的百姓虽然经历了难以述说的苦难，但涿鹿县、涿鹿城的称谓一直延续着。公元396年，北魏统一北方，战乱平息，涿鹿城得以休养生息。然而，到了东魏（公元534年―550年）时，由于连年割据，烽火连天，涿鹿县官府自行解体。建制800多年的古涿鹿城，就这样结束了她的历史使命，悄然退出了历史舞台。
下洛县城与广宁郡城
下洛城原名下落城，下落城名的来历与桑干河有关。桑干河自管涔山发源后，河床陡立，水流湍急，多在高山峡谷中穿行。出涿鹿西部大峡谷，进入舒缓的涿鹿盆地之后，视野开阔，河水下落，桑干河成为涿鹿盆地一条亮丽的襟带。故而，地处桑干河北岸、黄阳山下的城池被取名为下落城。
下落城建于战国后期。公元前1122年，周武王伐纣灭商后，分召公于燕地，今涿鹿地方属于燕国。商代末，山戎屠何国人经过长途跋涉，从今天的辽宁锦州迁徙至桑洋三角洲一带。当时，这里水潭密布，芦苇丛生。水潭和芦苇荡挡住了屠何国人南去的脚步，他们未能向南发展，便在这里落脚生活。公元前664年，齐桓公灭山戎之后，将这一带交给了燕国。
燕国虽属大国，但国力较弱，对这一带缺乏有效的控制，从而导致了后来赵国的入侵。燕王哙（音kuài）时，学尧舜禅让的办法，把王位让给相国子之，使燕国发生大乱。公元前314年，赵武灵王将在韩国做人质的燕公子职迎回燕国，立为燕王，他就是后来造就燕国盛世，大名鼎鼎的燕昭王。
燕昭王继位后，招贤纳士，改革内政，整顿军队，经过几十年的励精图治，大而弱的燕国日渐殷富，逐步跻身战国七雄。燕昭王以实力做后盾，开始收复失地，修筑城堡，设置郡县。燕昭王二十九年（公元前283年），燕国在今涿鹿桑干河北岸修筑了下落城，设置了下落县。
北京博物馆收藏的燕国系古玺中有一枚“疋茖司马”的官印，据致力于战国秦汉玺印研究的施谢捷教授考证，“疋茖”即“下落”。司马是中国古代主武官职的名称，主要掌管军政和军赋，始设于殷商时代，春秋战国沿用。在分封制的条件下，县主要职能以军事为主的战国时期，下落城、下落县应该属于“疋茖司马”的私人领地。
下落城是今涿鹿城历史的起点，今涿鹿城是下落城生命的延续。那么，古下落城是不是今天的涿鹿城呢？对于这一点，《保安州志》只是笼统地记载，古下落城在保安城以西。据涿鹿县原文管所所长、考古专家陈信先生介绍，迄今为止，涿鹿城附近方圆五公里范围内，只有涿鹿镇马军庄村东北，北小庄村西南有一处战汉古城遗址。由此，我们不难判断，这里就是原古下落城所在地。
下落县城遗址西南与马军庄相连，东北与北小庄村相接。现在，马军庄村有一古庙，称为南庙。马军庄仅有这一座古庙，为什么称此庙为南庙呢？有学者认为，这座南庙是相对于原下落城内的北庙而得名的。
下落城坐落于桑干阔沃之野，她南有潘县（今保岱），北临茹县（今张家堡东），西为燕赵边界，桑干河从城南而过。这里土地肥沃，交通便利，是燕国上谷郡最为富庶的地方，也是燕国重点经营的边塞要镇。在燕国故土戎边的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今涿鹿西山古道上，依然耸立着一座座直达燕赵边界的烽火台。
秦确立郡县制之后，秦、汉延续了下落县的建制。公元8年，王莽新朝将下落县改为下忠县，东汉又恢复下落县名称。东汉建武年间，匈奴人活动猖獗，屡次进犯下落一带。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朝廷丢下了经营了近300年的下落城，迁下落百姓入居庸关到广阳国（今廊坊地区）落户。建武二十六年（公元50年），匈奴的威胁消除后，朝廷又把下落百姓迁回，并赐以粮食、衣服，进行了安置。
同时，官府觉得“下落”二字从字义上与“衰落”相近，带有走下坡路的意思，不管是作为城名还是县名，都有些不吉利。尤其是联系到匈奴人的入侵，更觉得此名不可用，故而将下落改为下洛。
曹魏末年（公元260年左右），这里遭遇到了千年一遇的洪水，从黄阳山直泻而下的山洪将多半个下洛城冲毁。就这样，历经燕、秦、汉几个朝代，在黄阳山下矗立了500多年的下洛城，被洪水从大地上抹去。无奈的官府只好另选新址，在今县城处修筑了新下洛城。
说到黄阳山的洪水，许多人感到不可思议，认为黄阳山的洪水冲毁下落城的可能性不大。其实，我们只要认真观察一下这里的地形，就可明白其中的缘由。古下落城坐落在桑干河的古河道上，较周边地区地势低，只要黄阳山有大的洪水，这里便首当其冲。1957年8月，紧邻下落县城遗址的北小庄村，滔滔的黄阳山洪将半个村庄毁掉，县人民政府在北小庄村南建设新村，安置了受灾民众。
下洛新城是今涿鹿城的前身。此城为方形，长、宽近200丈，城墙为夯土筑成，高约三丈五尺，底厚近三丈五尺，开南北两座城门，门外筑有方形瓮城（亦称门圈）。
下洛新城无论从城池面积、建筑规模，及城池的防守功能，都是旧下洛城无可比拟的。特别是下洛新城地势平坦，视野开阔，防守功能大大增强。冷兵器时代，挖掘地道是攻城的重要途径，但下洛新城地下水位较高，使挖掘地道攻城的可能性极低，无形中增强了该城的防御功能。
下洛新城建成后，凭着高大厚重的城墙及防守功能，成为幽州（今北京）以西最为坚固的一个城堡。这座不屈的城池巍然屹立在下洛大地上，被各个朝代视为防守的重点。之后的1600多年中，多少英雄豪杰面对这座墙厚城高，防守严密的英雄城池，无可奈何，只能摇头叹息。1600多年当中，这座城池有3次被5万以上的敌军轮番强攻，惨烈破城，书写了一曲曲悲壮的哀歌。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多，西晋武帝泰始十年（公元274年），朝廷取“广为安宁”之意，将上谷郡一分为二，在下洛城设广宁郡，统领下洛、潘县（今保岱）、涿鹿（今矾山）三县。自此，广宁城这个称谓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晋怋帝建兴二年（公元314年），出现了五胡十六国混战局面。从公元314年十六国后赵皇帝石勒偷袭幽州开始，在之后的80年间，后赵（公元314～338年）、前燕（公元338～350年）、前秦（公元350～385年）、后燕（公元385～396年）相互窃据，广宁城屡遭战火，多有变故，遭遇了太多的不幸。
公元350年2月，前燕都城龙城（今辽宁朝阳）附近，因人烟稀少，军事供给及防御不便，再加上前秦攻势甚烈，慕容俊将广宁城人全部迁往徐无（今遵化县地）。
当这些男女老幼在燕军的驱赶下向东进发的时候，有的人痛哭失声，有的人顿足捶胸。因为他们知道，今生今世他们很难再回到这块养育自己的土地。他们一步一回头地走了，带着离别亲人的痛苦，带着离别故土的惆怅。
广宁人迁走后，广宁城变成了一座空城。前秦占据后，只好将周边地区的百姓迁入广宁城内。公元385年，后燕夺得广宁城后，任命后燕著名军事将领刘亢尼任广宁郡太守，固守着这座后燕北部边陲的军事重镇。公元396年3月，后燕皇帝慕容垂在亲征北魏途中，病故于今怀来大古城。北魏道武帝拓跋珪抓住时机，派遣大将军王建，率5万大军奔袭广宁城。因为他知道，广宁城是扼守后燕的西北大门，拿下他，就可以使后燕的西北大门彻底顿开。
王建本人是广宁籍人士，他对广宁城比较了解。所以，王建到达广宁城下后，一面下令攻城，一面命人从不同方向朝城内挖掘地道。果然，魏军连续攻城七天，每一次进攻都要付出一定代价，但郡城在刘亢尼及1000多将士的严密防守下岿然不动。由于郡城周围地下水位较高，魏军挖掘地道绝大部分失败。第七天傍晚，王建凭着个人的记忆，从西面的坝岗下将地道掘进城内，攻破了广宁城。夺取广宁城，是北魏统一北方，走向中原的奠基礼。
魏军占领广宁郡城后，王建下令将广宁城7000多百姓全部迁往平城（今大同）。现在，许多人对于古代掳掠人口的现象感到不解。其实，中国古代地广人稀，人口的多寡是决定封建王朝经济能否发展，国防能否巩固的重要因素。故而，每当战争来临或战争结束，他们都会通过掳掠或移民，来保存或获取大量的人口，以便对王朝的统治提供有效的人力资源。
从魏国的立场出发，王建的决定无疑是正确的。然而，对于广宁郡城的百姓来说，却犹如晴天霹雳。他们刚刚饱受了战争的苦难，又要遭受背井离乡、流离颠沛之苦。当数千名广宁城的百姓扶老携幼，离开故土的时候，心里都在诅咒着王建这位“残酷无情”的老乡。
北魏统一北地之后，这一带战乱稍息，朝廷重修了广宁郡城，广宁郡及下属各县恢复了建制，同时将下洛县改为广宁县，广宁郡统领涿鹿、广宁、潘县3县。然而，到了公元525年，这一带战乱又起，杜洛周发动兵变，广宁城被农民起义军占领达3年之久。
南北朝时期，广宁城先后为北魏、东魏、北齐、北周的属地。东魏时，由于烽火连天，广宁郡、广宁县官府自行解体。此后的270多年间，广宁城再没有地方政权设置。这里虽然没有文官出行的铜锣声，也没有官文、火牌、塘报传递的马蹄声，然而广宁城这一称谓却依然延续着。
公元581年，存在了23年的北周被隋国公杨坚所灭。隋朝开国之初，与突厥地缘相接的广宁城一带，突厥活动猖獗，老百姓流离失所，只有少数由于各种原因不能远走他乡的百姓栖息在广宁城内。广宁城外，往日飘着袅袅炊烟的村庄荒无人烟，破败不堪。往日长满庄稼的千倾良田，到处都是乌烟瘴气的蒿草。公元599年之后，隋朝才逐步恢复了对广宁城一带的统治。
公元624年（唐武德七年），唐朝消灭了盘踞在今保岱，自称燕王的高开道之后，在今保岱设置北燕州、怀戎县。公元634年（贞观八年），将北燕州改为妫州（后与公元702年迁往被官厅水库淹没的旧怀来县城）。据唐书记载，当时，由于连年战争，这里人烟稀少，北燕州城、广宁城周围人口虽然比较集中，也仅有476户，2490口人。
为了吸引更多的人到此谋生，发展当地的经济，州府采取了赐田安置许多有效措施，使逃离家乡的广宁人又返回了故土。一些中原百姓也不惜艰苦跋涉，来到广宁谋生，与当地人共同经营开发着这块肥沃的土地。此后，广宁人户迅速增加，较唐朝初年增加了近5倍。
广宁城虽说没有朝廷兵丁驻守，但这里的百姓在痛苦的经历中学会了自我保护。他们组建了地方民团，并经常训练。每当看到报警的狼烟，听到告急的锣声，这些亦兵亦民的百姓就会立即放下手中的活计，拿起武器，从四面八方进入预定的防守位置。
公元683年农历二月和公元698年农历7月，在突厥骑兵的两次进犯中，广宁人凭借着坚固的城堡，用强弩、鹿叉及滚木擂石，使突厥士兵及马匹死伤无数，确保了家园不失。
广宁城不仅是广宁人心灵的家园，也是他们赖以生存的依托。
新州城与奉圣州城
唐穆宗长庆二年（公元822年），随着人口的逐步增多，朝廷为加强边防力量，将原妫州分为妫、武、新3州，在广宁城设置了新州及永兴县，并对新州城进行了大修。新州辖永兴(今涿鹿)、矾山（今矾山）、龙门（今赤城）、怀安（今怀安）4县。自此，广宁城成为新州城，这座古老的城堡又有了官府的仪仗与炊烟。
新州建立之时，唐朝已进入藩镇割据的局面，大唐中央王朝已经无力控制地方。因此，新州从诞生那一天开始，幽州所辖地域内，将吏争权内斗，互相残杀，这一带便陷入了封建军阀割据的漩涡。从公元822年到850年，在血腥的争斗中，先后有11人问鼎幽州节度使。许多学者认为，新州时期是涿鹿历史上最为苦难的时期。
公元884年，在镇压农民起义过程中，逐渐形成了黄巢叛将朱全忠和晋王李克用两股较大的地方武装势力。公元889年夏天，晋王李克用进入新州一带。由于新州城难以攻克，李克用攻下了地处塞外的武州（今宣化）之后，屯兵新州城下，伺机攻取新州城。公元890年10月，刚刚夺得幽州节度使大位的李匡筹，组织6万兵马出居庸关相救，双方厮杀于新州城周围。最后，李匡筹的燕军大败，士兵万余人战死，百余将领被生擒。
晋军将百余个燕军将领用铁链拴成一串，押至新州城下，要挟新州守将开门迎降。新州守将拒绝后，李克用在新州城下将燕军将领全部斩首。新州守将被自己同僚血淋淋的尸体吓破了胆，慌忙开城投降。就这样，新州城落入了晋军之手。
李克用打败李匡筹之后，把新州城交给对自己“忠心耿耿”的燕军叛将刘仁恭。然而，不久刘仁恭就与李克用反目，新州城周围战事又起。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就“藩镇割据”哀叹道：“由是祸乱继起，兵革不息，民坠涂炭，无所控诉……”这就是这一时期新州城一带的真实写照。
公元907年，身居唐朝廷高位的起义军降将朱全忠逼哀帝李祝禅位，改国号为（后）梁。在世界东方屹立了290年的大唐帝国，轰然倒下，中国从此进入五代十国时期。然而，大唐帝国麾下的新州城却依然延续着，延续着它的称谓，也延续着它的苦难……
公元911年，幽州节度使刘仁恭的儿子刘守光囚禁了他的父亲，建立了“大燕国”，自任“皇帝”，改年号为应天。当时，新州属幽州较为富庶的地区，刘守光要求新州百姓进贡朝贺。然而，这一带经历多年战火，百姓连基本生活都难以保障。面对“皇帝”的“进贡朝贺”令，百姓纷纷逃亡，有的甚至逃到契丹境内。
公元912年，晋王李存勖派大将周德威、李嗣源等，率晋军从东西南三面进攻“大燕国”的新州城、妫州城、武州城、居庸关。此时，新州城由于城防坚固，晋军久攻不下，但“大燕国”居庸关守将胡令圭弃关逃跑，武州刺史高行圭向晋军投降，新州城成为一座孤城，新州城守将无奈投降，该城又一次落入晋军之手。
这时，新州一带进入短暂的安定时期。然而，好景不长，公元917年初，晋新州守将卢文进发动“新州兵变”，杀死新州刺史李存矩后投奔契丹。
公元917年3月，卢文进带领五千番骑，加上自己原来旧部，到新州一带替契丹掳掠工匠人才。卢文进为壮大声势，沿途捉汉人为虏，命伐树砍林，以牛驴拽之而行，尘埃遮天蔽日。此时，晋军新州刺史安金全果然上当，他见契丹“兵多势大”，遂弃城而逃。新州城第一次落入契丹之手。
之后，晋军和契丹为了争夺新州城，多次在其周围大战。公元917年6月，耶律阿保机率30万大军进攻幽州，结果契丹军大败，晋军乘机收复了新州城。
公元923年，晋王李存勖推翻后梁，建立后唐。但契丹与后唐的对垒仍在继续，卢文进多次率部袭扰新州城，这一带依然是烽火连天的境地。
公元936年，后唐河东节度使石敬瑭起兵反（后）唐，他借契丹兵马灭后唐称帝，建立后晋。这个自称契丹“儿皇帝”的人把包括新州在内的燕云十六州送给契丹，契丹改新州为奉圣州。
就这样，新州城结束了它长达114年的苦难使命。然而，等待奉圣州城的又将会是什么样的命运呢？
地处大漠的契丹（公元947年改国号为辽），是由中国北方的少数民族契丹族建立的封建王朝。契丹属鲜卑人的后代，“契丹”本意为镔铁，表示坚固。由于“契丹”人威武剽悍，名声远扬，俄罗斯人至今仍把中国称做“契丹”。那么，为什么契丹王朝要将新州改为奉圣州呢？
契丹人知道，自己的生活习惯、生产方式与中原人差之千里。在中原人眼中，他们完全是异类，因而心理上有着较大的排斥情绪。新州有中原人敬仰的黄帝陵、黄帝祠、尧帝庙、舜帝庙，将这里改为奉圣州，可以从感情上拉近双方的距离，有利于契丹人的统治。故而，契丹王朝将新州改名为奉圣州。
有学者认为，将新州改名为奉圣州，充分反映了契丹王朝治理多民族统一国家时，所表现出来的令人赞叹的政治智慧和创造性。
契丹设奉圣州为节度使州。建制之初，今怀安、万全、阳原东城及张家口市区也属奉圣州管辖。之后，辽调整了区划，奉圣州统领归化（今宣化，时设文德县）、可汗（今怀来，时设怀来县）、儒州（今延庆，时设缙山县）三洲。辖永兴（今涿鹿）、矾山（今涿鹿矾山）、望云（今赤城云州）、龙门（今赤城龙关）4县。自此，奉圣州城成为辽国南京以西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
随着大片中原土地被纳入辽国版图，契丹王朝国土雄跨长城内外，“东自海，西至流沙，北临大漠，南至白沟（《辽史•地理志》），”疆域是宋王朝的两倍，统治着契丹、汉、奚、渤海人等多个民族，且汉族人口最多。
这时候，作为统治阶级的契丹贵族，并没有像其它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那样，实行“蛇吞象”式的以胡压汉，以胡化汉政策，而是主动接纳汉文化，实现共存共融。辽太宗耶律德光为了适应南北农耕、游牧地区两种不同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制定了“以国制（契丹原有的体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辽史•太宗纪上》）”的“一国两制”国策。这一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不仅适应了当时北南政治经济极不平衡的历史现状，也为奉圣州城的发展提供了内在的动力。
新州城与奉圣州城
古代的涿鹿一带，多数时候为边关要塞，伴随它的是无休止的战火与动乱。辽统治之后，辽宋边界推进到白沟、拒马河一线，奉圣州成为辽国的内地，避免了兵戈带来的伤害。近190年的相对和平时期，为奉圣州城的发展提供了优越的外部环境，使奉圣州城获得了难得的发展机遇。
奉圣州城虽然是汉人聚集区，但它北连大漠，南接中原，是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过渡地带，也是草原大漠进入中原的咽喉要地。南北民族的交往，北部草原与南部农业区的贸易，辽南京与西京的联络、贸易，大都要通过奉圣州城来进行。奉圣州城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经济中心的地位，也促进了这里工商业的迅速发展。近年来，涿鹿县城附近出土的辽国墓葬中，曾发现许多来自伊斯兰的物品和来自伊朗的琉璃制品，它反映了辽时奉圣州城商贸的发达。
辽国虽幅员万里，但国力不盛。从内部来看，南面13州虽并入辽国版图，但许多汉人，特别是有的州县官员身在辽朝心在宋，这些人需要震慑，更需要安抚。从外部来说，西夏王朝虎视眈眈，大宋王朝恨辽入骨，随时都可能兵戈相见。
奉圣州城西距与西夏交界的西京只有200多里，东距辽南部的政治经济中心南京不过300里。再加上奉圣州东有居庸关天险，南、西有燕山、太行拱卫，进可取，退可守。在辽国看来，奉圣州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故而，辽国的皇帝经常到这里巡幸，朝廷显官也经常到这里活动。萧太后摄政时经常出入奉圣州城，或接见州县官员，或召开军事会议，或检阅军队，一次又一次地策划了对西夏及大宋的战略。并在奉圣州城设立了提辖司，驻扎卫队16000人。由此可见奉圣州城的历史地位和影响力。
社会的安定和经济的发展，使奉圣州城人口剧增，原州城已远远不能满足人口与经济发展的需要。辽中后期，官府多次对州城进行补筑，开始在州城北、城东和城南3个地方开辟居民住所，安置商户，建设寺庙道观，为后来东城和南城的建设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据《辽史•地理志》记载，到辽代中期，奉圣州城户籍发展到近4000家，是唐代鼎盛时期的十几倍。
辽代后期，女真在辽国东部的白山黑水之间悄然兴起。公元1115年，完颜阿骨打称帝，建立金朝，开始挑战辽国的统治。公元1120年，金国南下伐辽，先后占领辽上京（今内蒙巴林左旗东南波罗城）、东京（今辽宁辽阳市)、中京(今内蒙古宁城）。同时，南面的宋朝也趁势挥师北上。公元1122年正月，面对宋金的两面进攻，生于钟鸣鼎食之家的辽天祚帝，抛弃南京的臣民,逃出了居庸关。
公元1122年10月，金军挥师攻打奉圣州城。此时，奉圣州郡守被强大的金军吓破了胆，携家眷弃城而去，州府官员推举本州人士李师夔主持政事。李师夔知道金军的胜利已不可逆转，便与进士沈璋密谋，准备投降金军。
金军将领迪古乃率兵到达奉圣州城下时，李师夔与沈璋率及亲信十数人出城相迎，并提出金军不得掳掠奉圣州城。迪古乃答应后，被迎入圣州城内。就这样，奉圣州城落入金国之手。
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入驻奉圣州城时，附近百姓为躲避战火，早已远走他乡。金太祖在奉圣州城发布通告称：“朕屡敕将臣，安辑怀附，无或侵扰，然愚民无知，尚多逃散山林。即欲加兵，深所不忍。其逃散人民，罪无轻重，咸矜免。有所率众归附者，授之世官……” 之后，金太祖又在奉圣州城下诏谕燕京官民：“王师所至，降者赦其罪，官皆仍旧。”
辽放弃南京之后，大将耶律大石率余部进入奉圣州境内。公元1123年2月，他率军攻打奉圣州城，结果被金都统斡鲁洛索击败。
当年腊月，金军东去之后，辽国残余张胜，率部万余人兵逼奉圣州城。时任武定军节度使的李师夔自知难以匹敌，便假装与之媾和，乘张胜不备，将其杀死，并遣散张胜手下。没几日，辽国残余焦望天、尹智穆率兵数千来到奉圣州城下。李师夔使用离间计让焦望天生疑而去，然后在城外设伏，将尹智穆捉拿斩首。两年之后辽国灭亡。
许多学者认为，涿鹿古代郡县治所的历史，辽奉圣州城是最为辉煌的时期之一。它伴随辽王朝度过了近二百年的岁月，使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封建文明，留给后世诸多的神秘与惊叹！
德兴府城与奉圣州城
金开国之后仍设奉圣州，州府治所不变，奉圣州城设永兴县。奉圣州辖永兴、妫川（今怀来）、缙山（今延庆）、龙门（今赤城龙关）、望云（今赤城云州）、矾山（今涿鹿矾山）6县。
辽金改朝换代之时，奉圣州城未受大战重创，手工艺人没有流失，手工业作坊没有歇业，集市贸易如常，改朝换代的阵痛微乎其微。辽金改朝换代之后，金国的奉圣州城基本上传承了辽代的文化，延续了辽代的繁荣。
在官制上，包括奉圣州城在内的燕云州县，继承了辽朝的封建制度，仍然实行汉官制度，而且官员大都为本地人。汉官制度的继承，保证了辽朝向金朝的平稳过渡，这一制度一直延续到了金朝历史的终结。
金朝建立之后，根据朝廷安排，许多女真贵族从东北迁入奉圣州城。元代著名剧作家李直夫的先祖，就是这个时候来到了奉圣州城，并且一直在这里繁衍生息。
对于女真贵族的迁徙，金朝在土地制度上给予很大优惠，实行了与汉人不同的“牛具税地”（即占地多少以耕牛及人口为依据）制度，但金太祖一再下诏，禁止女真贵族对降附区的百姓进行掳掠，禁止权势之家在降附区购买贫民为奴。所以，女真贵族的进入，并没有像后来清代的“圈地运动”那样，引起社会的大动荡。
辽国时，为了收揽人心，稳定刚刚接手的奉圣州，在这里对道教大开方便之门，道教有了较快发展。金代，道教的发展进入鼎盛时期，奉圣州城的龙阳观成为全真道道首，龙门派祖师邱处机及弟子尹志平的常驻之地。
公元1188年，邱处机携弟子尹志平到奉圣州城龙阳观布道，他们对奉圣州城的繁荣与安逸甚为惊叹。尹志平对龙阳观周边的环境作了这样的描述：
连山带水丰肥，青松绿柳嫩依。
更有名花异卉，春水涓涓声细。
两岸桑麻映日，便是仙家景致。
金帝完颜永济与金宣宗时期，金朝内部昏庸内斗，同室操戈，地方官吏横征暴敛，贪图享乐，丧失了做官最起码的道德与良心。从而导致民变不断，国势益弱，开始走起了下坡路。朝廷为了警示地方官吏，让他们明白“以德兴邦”的道理。金大安元年（公元1209年），将奉圣州改为德兴府，将永兴县改为德兴县。
然而，金朝的改名之举，只是朝廷的一厢情愿。此时，金国猛安谋克军户的子孙们早已沦为纨绔子弟，完全丧失了完颜阿骨打时代的血性。贪腐成性、贪图享乐，已成为地方官吏不可逆转的生活方式。金国已病入膏肓，成为一株被蛀空的大树，一遇风吹草动便有倾覆的危险。
公元1211年7月，蒙古成吉思汗开始了大规模的伐金行动。蒙古军是广袤的草原锤炼出来的一支铁军，他们进攻如秋风扫落叶，然而，这支“草原铁流”却从未攻取过一座城池，对攻城毫无办法。铁木真手下的骁将木华黎驰骋到德兴府城下后，面对城高墙厚，有金国重兵防守的德兴府城，无可奈何，只得命令部属掳掠了一些牛羊财物，放火点着了沿途的房屋，匆匆离开德兴府北去。
这时，金朝廷为了居庸关的防御，将派驻德兴府城的军队调进关内，只剩下了原驻守德兴府城的屯军，几乎抛弃了德兴府城。
公元1212年8月，成吉思汗率十万骑兵再次南下，他们掠过抚、昌、桓三洲，越过野狐岭，进逼德兴府城。由于德兴府城易守难攻，成吉思汗远远望着墙厚城高，防守严密的德兴府城，一时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只能摇头叹息。
根据木华黎的建议，成吉思汗自己率大军北回，四子拖雷及附马赤苦率两万兵马留在德兴府城附近，为夺取德兴府城做着前期准备。之后，拖雷和赤苦荡平了德兴府城附近所有戍堡，并驱赶乡民，几乎砍光了德兴府城周边十几里之内的所有大树，全部用抵德兴府城附近，以作攻城准备。
公元1213年7月，成吉思汗第三次率军南下，从四面对德兴府城发起了全面攻击。拖雷和赤苦根据他们攻取戍堡的经验，命令士兵在弓箭手的掩护下，将大树干靠着城墙上，攀爬上城，守城的金军则用弓弩和滚木擂石进行反击。双方激战了一天，蒙古军死伤无数，攻城却毫无进展。
第二天，蒙古军改变了攻城办法。他们放缓了攻城节奏，首先将全面攻击改为重点攻击，并把城门作为火攻的重点，分梯次将干柴堆进门洞焚烧城门，金军则用土石将城门封死。同时，蒙古军在城墙下不同的地方堆土积木，使城墙外逐渐形成缓坡，减少了攻城的难度。守城的金军用弓弩和滚木擂石进行了有效的还击，但蒙古军攻城的势头越来越猛。双方激战了15天，德兴府城最终被攻破。
德兴府城是蒙古军以强攻方式拿下的第一座城池。
蒙古人的祖先是鲜卑人，他们曾被同为鲜卑人后裔的突厥人统治。蒙古人虽然与突厥人不属于同一个部族，但却继承了突厥人狼一样的凶残。攻破德兴府城之后，蒙古人为了庆祝胜利，将城内屋庐焚毁，百姓杀戮。这座在桑干河北岸屹立了近千年的古城，第一次遭受了毁灭性的残害。
德兴府城激战之后，全真道首邱处机来到这里，他看到兵革之后惨状，回想当年德兴的繁荣景象，不仅凄然泪下，挥笔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昔年林木参天合，今日邨坊遍地开。
无限苍生临白刃，几多华屋变青灰？
邱处机看到战争给人们带来的苦难，愤然写下了《德兴府上皇帝书碑》，劝成吉思汗减少杀戮，对成吉思汗的后半生产生了重大影响，统治中原的政策有所和缓。
公元1221年冬天，邱处机从德兴府城出发，前往西域面见成吉思汗。公元1223年4月回到德兴府城后，在龙阳观祭祀战争中死去的孤魂。
之后，成吉思汗从伐金的经历中明白，居庸关外不能没有德兴府城，于是下令重修。重修的德兴府城规制与原来的旧城相当，但城墙包了砖，城外建有护城河，河宽3丈多，深两丈有余，河上设有吊桥。
至元二年（公元1265年），元朝廷在德兴府城设置奉圣州府，下辖永兴（今涿鹿）、怀来（今怀来）二县。元至元五年（公元1268年）复置缙山县，奉圣州领三县。元延祐三年（公元1316年），缙山县升格为龙庆州后，怀来县从奉圣州划出，改属龙庆州。
元代，德兴府城虽然又一次变成了奉圣州城，然而，此时的奉圣州城无论从哪一方面，都无法与辽代的奉圣州城相比。这里不仅没有了昔日的安逸与繁华，而且这座千年古城的地区中心地位开始下降，直至明代被宣府镇取代。
元朝统治的近百年间，将臣民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四等。禁止汉人打猎、学习拳击武术、持有兵器、集会拜神、赶集买卖、夜间走路等，甚至几家共用一把菜刀。时至今日，这一带老百姓中依然流传着民众反抗蒙古人统治的“八月十五杀鞑子”的故事。
元朝时，朝廷在地方官吏任用上，基本上延续了蒙古人的奴隶制度，地方政府官员全由蒙古人担任。当蒙古人不够分配时，则由中亚人充任。每一个州县，都是州长、县长的私人采邑，汉人则是他的农奴，他们对汉人没有政治责任，更没有法律责任。
由于蒙古统治者的残暴和剥削，奉圣州城的生产力到元朝灭亡时，也没有恢复到金代的水平。
元顺帝四年（公元1338年），奉圣州发生了大地震。据《元史•顺帝纪》记载：“至元四年二月乙酉，奉圣州地震……七月己酉，奉圣州地大震，损坏人民庐舍。第二年瘟疫肆虐，加上地震，民众死亡十有五六。”许多百姓为了躲避瘟疫远走他乡，奉圣州城人口锐减。为了稳定社会秩序，元朝廷将奉圣州改名“保安州”。
奉圣州城变成保安州城之后，真的能够保一方平安吗？
保安州城与涿鹿县城
元朝末年，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日益激化，农民起义此起彼伏，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五月，“红巾军”在南方起义。公元1368年1月，农民起义军领袖朱元璋在南京称帝，建立大明国。同年八月，义军攻克通州，元惠宗弃大都（今北京）仓惶北逃。
元惠宗逃离前，着令各州县官员，将所在城中百姓掳进草原。奉圣州城的元朝官员深知百姓的怨愤，恐在北循途中被百姓所杀，故而，只身携带家眷及细软，乘着夜色北去。
1368年八月初二（9月14日），当明朝大将徐达到达大都（今北京）的时候，绝大部分人或迫于战争，逃离家乡，或被北循的元朝残余带进草原，这座曾经被绚丽的光环环绕着的大都市已人去城空。由于人口稀疏，市井凋敝，难以支撑统治的需要，徐达便给朱元璋上书，请求将大都附近之民迁入大都及周边地区，得到了朱元璋的批准。
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一场强行迁徙便紧锣密鼓地开始了。
1369年春节刚过，保安人还没有弄明白州衙人去楼空的真相，大部分人还沉浸在节日的气氛中。突然，大批明军鱼贯而至，包围了州城及村庄。这支陌生的大明部队不由分说，便逼迫着老百姓搬家。
耕田不能带走，房子不能带走……能带走的只有马、牛、驴、狗、羊及可移动的生产工具。抛别这些世代含辛茹苦积攒下来的家产，老百姓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然而，在武力面前，搬迁是他们唯一的选择。
就这样，在明军的逼迫驱赶下，保安州城及地处河川区的老百姓，抛离家园故土，迁徙到居庸（今昌平）一带。成千上万的保安人被定格在了这片陌生的土地上，开始了建设新家园的艰辛。
由于明朝末年战火烧毁了保安州的官府文书，此次保安州移出居民究竟有多少？已很难知晓。我们只能从清代编修的《保安州志》中看到“徙州民如居庸”这样简单的记述。
此后，由于保安州人烟稀少，保安州建制被撤销，保安城内只有北平都司派驻的少量官兵。明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在讨伐元朝残余的过程中，朝廷在保安城设置了保安卫。永乐十三年（公元1415年），为了防范北方蒙古势力，复置了保安州，并将山东、山西、湖广等地大量移民迁入该地。自此，保安城结束了46年没有官府的历史，但它无县可辖，所辖地域比过去小了许多，地区中心地位被宣府镇（今宣化）取代。
保安州设立后，因城池破旧，朝廷决定对保安州城及城内主要建筑进行重修。这次重修由兵部尚书赵羾督建，王礼负责指挥。重修后的保安城依然为方形，每面长一里三十七步（一百九十八丈五尺），周长四里一百四十八步（七百九十四丈），高三丈五尺，底厚三丈。城外护城河宽3丈余，深二丈五尺。
城开东、南、北三座城门（西门为便门），东门名“迎旭”，意为迎接旭日东升；北门名“景恒”，意为以德为政，持之以恒；南门名“来薰”，意为喜迎南来之风。城门由城楼与墩台组成，城楼为“楼阁式”，墩台上有出入城门的拱圈形门洞。门外筑有长方形瓮城（亦称门圈），东门瓮城门朝南，北门瓮城门朝东，南门瓮城门也朝东。城墙四角筑有“楼阁式”角楼。东门楼由于视野开阔，为州城的瞭望塔和战时指挥中心。
地处州城中心的钟鼓楼，重修后边长15米，高约20米，系重檐歇山顶式砖木结构阁楼建筑。钟鼓楼底部为方形，由墩台、门楼、中阁、顶楼四部分组成。其下部为高大十字券洞台基，上部阁楼重檐回廊，檐角微翘，风铃叮咚。南面出廊，俗称“小南天门”，有“天门龙跃”匾额。四个门洞上面皆有匾额，南为“文明”，北曰“拱斗”，东题“捧日”,西写“步蟾”。
钟鼓楼门洞的穹顶绘有八卦图，地下埋有重器镇物。传说，上世纪“深挖洞、广积粮”的年代，民兵挖地道至钟鼓楼地下时，见有四根大铁链吊着的一口大铁锅。调查年长老人得知，这是为保佑州城不被桑干河冲毁所设的镇物。
钟鼓楼，这座古老的建筑与保安城相拥相守，是保安城一部无与伦比的史书，蕴藏着许许多多惊心动魄的故事。它见证了瓦刺奔袭保安城，守将南撤时战马萧萧的悲鸣，聆听了保安城保卫战中排山倒海的呐喊，经历了古商队叮当作响的驼铃与商贾云集的繁荣，后来此楼成为该城的地标性建筑。
随着移民不断迁入，城内外街巷、寺庙也开始建设，大批砖木结构的建筑破土动工。然而，瓦刺的入侵却延缓了建设的进程。
明朝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七月，瓦刺在“土木之变”中俘获明英宗后，一万多骑兵挟“土木之变”的余威，奔袭保安城。当时，保安城没有明军驻防，只有不到1000人的民团。保安州守将罗享信、杨洪督得到瓦刺奔袭保安州城的消息，便立即组织民团上城布防。
然而，瓦刺军就像一头头发疯的狮子，不避强弩弓箭，不怕滚木擂石，向东城门发起了疯狂的进攻。几个回合下来，民团就有点招架不住。眼看城门将破，守将罗享信、杨洪督率民团从南门撤往岔道美峪所。
瓦刺军破城后，在州城及周边地区逐村逐户掳掠青年男女，抢掠财物、牛羊、粮食等，并一批批送往长城以北。就这样，瓦刺军在保安州肆虐了近两个月，八月上旬方才离去。
保安城虽然又一次遭受了外辱与浩劫，但它并没有停下建设的脚步。瓦刺撤走后，城内外街巷、寺庙重新动工。嘉靖四十四年（公元1565年），城内建设基本就绪后，知州贺溱、守备周应岐对城东墙重新包砖。由于城南与城东建筑已初具规模，明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知州李垣茂修筑了南子城（俗称南关土堡）与东子城（俗称东关土堡）。
南子城与东子城城墙均为夯土筑成。南子城周长四百九十丈，城墙高三丈五尺，有东、南、西门（北门为主城南门）。西门外筑有瓮城，南门（俗称土南关）门额上隽刻着“襟带桑乾”四个字。中心建有玉皇阁，属歇山顶式建筑，墩台下有通向四方的拱圈型门洞。东门洞上楣刻有“尚书街”字样，西门洞上楣刻有“侍郎巷”。
东子城墙高三丈五尺，周长无记载，有北、东、南门（西门为南子城东门）。城四周有护城河，深二丈五尺。南子城南门、西门外，东子城北、东、南门外设有吊桥。
在子城建设过程中，由于主城南面的护城河在南子城内，故而被回填，护城河外移，但主城南门依然保留了原来的吊桥。上世纪60年代以前，虽然吊桥早已不复存在，但原南门外的街道，仍然延续了古代桥东街的称谓，后改为东风街。
当时的保安城，主城东至顺城街，西至今陵园街，北至鼓楼街北端，南至鼓楼街南端。南子城北接主城，南至土关门，东至今盐店街，西至今光明街。东子城北至今和平街，南至今糠醛厂，东至今东环路西（大东门），西接南子城及主城。主城有北、东、南三个门，南门通向南子城。南子城有西、南、东三个门，东门通向东子城。东子城有北、南、东三个门，西门为南子城东门。三个城共有九个门。
“关”字的本意解释为要塞，出入的要道。按照关字的本意，九个门九个出入的要道，自然是九门九关。从此，保安城有了“九门九关”的说法。
此时，这座千年古城不仅城池规模宏大，而且内外城街巷规范，砖木结构的亭台、楼阁、商铺、寺庙、祠坛、民居鳞次栉比。它继辽代之后，又一次再现了繁荣与辉煌。
然而，随着明王朝的衰败，保安城又一次遭遇了战火的摧残。
崇祯七年（公元1634年）农历七月初八，后金皇太极率12万金兵从赤城独石口、野狐岭入关。七月初十下午，后金8万重兵围攻保安州城。在敌众我寡、孤城无援的情况下，知州阎生斗、守备徐国泰率全城民众奋勇杀敌。
农历十三午后，城中百姓见奋战三日，无一个援兵到达，情知城破已在眉睫。于是，很多人更衣整冠，携老挈子，拜别文庙、祖祠，纷纷投井搭缳。知州阎生斗、守备徐国泰的妻子——两位身在他乡的少妇，朝着老家的方向下跪痛哭，拜别公婆父母。尔后，怀抱襁褓中的婴儿投井尽节。
农历十三傍晚，城破之后，知州阎生斗挥涕叹曰：“吾不能救百姓矣”！遂在城东南角魁楼拔剑自尽。守备徐国泰见城破已成事实，擐甲整衣，挥剑冲向敌人，最后身负重伤，撞石而死。之后，保安人为了纪念这两位与州城共存亡，为了保安城献出宝贵生命的州官，在州城为他们建立了祠堂，每日洒扫祭奠，香火供奉。
后金兵入城后大开杀戒。据《保安州志》记载，他们先是“将老弱者尽行杀戮，强壮者掳充役使，妇女姿色者掳掠奸淫，幼稚孩提尽付之烈火。”城中幸存百姓十有八九被杀，只有个别人藏在背静处，才幸免遇难。
后金兵将城中财物抢掠一空，又将保安州城付之一炬。之后，带着掳掠的数百青年男女和巨额财物扬长而去。就这样，无情的大火一直燃烧了11天之久。直到第12天，一场大雨才浇灭了这罪恶的火焰。
后金兵退去十天后的农历七月二十二日，宣府镇钦差、监视太监王坤派曹三略、陈奇鸣到保安州察看。二人于七月二十四赶回宣府向太监王坤报告：保安州城内大火肆虐，城内外“死尸遍野，井中皆已填满，秽污之气难闻……本州六房文卷及仓库册籍全部烧毁，州印查无下落；察院、顾公祠、文庙、牌坊、魁星楼、守备衙门并火药局、所有仓房、临街铺面均已烧毁，民众房舍十止一存……城门均已损坏，城垣残坏数处……狱中重囚虏去，逃回绞犯张承恩、周世兴、魏科，见在固守城池，等候朝廷发落；州库尽遭虏劫，并无钱银……城内死尸腐烂盈街，然州内并无一人役……”
这是继蒙古人屠城之后，这座古城发生的最为悲壮惨烈的事件，《保安州志》称其为“甲戍事件”。
然而，不屈的保安城并没有倒下。李振珽继任知州后，从周边迁徙部分州民入城，并引来许多晋商。由于保安州城地处桑洋汇聚的山间断陷盆地，土地肥沃，交通便利，很快便人口剧增，商贾云集，州库充盈，被《宣府镇志》称为“宣府左臂巨镇”。《创建涿鹿书院引》说：“保安于居庸关外称雄郡，沟塍千顷，烟火万家，商贾辐辏于其市，行旅喧闹于其途，洋洋乎一大都会也……”
“甲戍事件”之后，东门因毁坏严重，曾一度关闭，城墙及城门修缮后，于崇祯十三年（公元1640年）重开。清康熙五年（公元1666年）知州宁完福，因堪舆家（风水先生）说东门不利，于是不再使用，康熙三十七年（公元1698年）知州易枚重开。
清乾隆、道光、同治、光绪年间，保安城城墙均进行过补筑。据《保安州志》载，乾隆四十一年（公元1776年），知州陶淑重修保安城。此次重修皆按旧制，只是将水道作了改进。原来，城上雨水先流入城内，然后再沿地沟从东门注入护城河，改为由城上直接流入护城河。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知州李恩甫再次倡导捐款修城，重点补筑城楼四座，瓮城门楼三座。同时，建起文庙、尊经阁、新州书院等。
20世纪60年代后期，除钟鼓楼和主城东门楼外，城墙、城楼均被拆除。
据《保安州志》记，明代保安城建有德配天地坊、燕云屏翰坊、节用爱人坊、道冠古今坊、储英育秀坊、神京保障坊、总督三秦坊、旌表坊等21座牌坊。这里，我们就师正坊的变迁做一交待。
明万历二年（公元1574年），知州嵇巅在州南门东街口建师正坊，上书“保安州”三个字。清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知州颜尧揆将题字改为“古涿鹿郡”。1958年郭沫若来涿鹿体验生活，涿鹿人邀其手书“古涿鹿郡”四个大字，嵌于牌坊之上。上世纪八十年代重修钟鼓楼时，由于“古涿鹿郡”牌坊已毁，便仿郭老的手迹，书于钟鼓楼之上，替代了原来的“天门龙跃”。
涿鹿古代从未设过“涿鹿郡”，为什么知州颜尧揆要将牌坊的题字改为“古涿鹿郡”呢？许多学者认为，“古涿鹿郡”一说源于文天祥的《我瞻涿鹿郡》一诗。
文天祥是南宋末期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爱国诗人。公元1278年12月，身为南宋宰相的文天祥，于五坡岭被元兵俘获。他宁死不降，在北押途中夜宿涿郡，误将涿郡当成了涿鹿，写下了“我瞻涿鹿郡，古来战蚩尤。黄帝立此极，玉帛朝诸侯”的著名诗句。从此，便有了“古涿鹿郡”之说。
保安州还是明朝廷命官流放的地方。著名文学家瞿佑，太仆寺卿顾存仁，光禄少卿沈炼等，都曾长期在保安州城生活。据《保安州志》记载，瞿佑在保安州城10年，和百姓结下了深情厚谊。南还时乡亲们“相率哭送”。顾存仁在保安州城30年，走遍了保安的山山水水，留下了大量的诗作。复官离开保安后，当地老百姓为他建起祠堂。沈炼流放保安时，州城北关的贾某主动腾出房屋让他居住，里长助他解决柴米，并送其子弟就学。沈炼遇难后，乡邻千方百计保护了他的遗体。沈炼平反昭雪后，在京城太学求学的保安学子，举着上书沈炼姓名的绢帛，放声痛哭，大呼：“吾师沈公可瞑目矣！”
明清时期，寺庙祠坛众多是保安城的一大特色。到清朝末年，这里有包括道、佛、儒、伊斯兰等教在内的寺庙祠坛近百座。只可惜这些寺庙祠坛大都被拆毁，保存较为完好的只有观音寺和清真寺。
观音寺位于涿鹿县城北关，始建于明代，清代多有维修添建。原有屋宇136间，现存两个院落,48间房。东挎院有小巧玲珑，独特风格的硬山顶式藏经楼1座，祖师殿三间及配房13间。西院为完整四合院。
清真寺位于县城东关礼拜寺街正中，始建于明代成化年间，后数次维修。民国年间，寺内曾办回民学校。清真寺寺门高匾书正楷“清真寺”三字，落款方印两枚、闲章一枚。门内的高大影壁，与北京牛街清真寺属同一风格。步入寺门，迎面为布阶大殿，匾题“万象真宗”（嘉庆已巳桂月，书者无考）。该殿为“明三暗九”的土木建筑，且融入典型的伊斯兰教建筑风格，瓦头、滴水烧制有阿拉伯文。南北两侧外墙有大型砖雕。后窑殿耸有八角楼阁，纯木结构，斗拱俨然。殿内三进，一进匾额为“天休渥荷”（民国八年岁次已未荷月，闪象辰敬），二进匾额为“真实无妄”（同治九年岁次庚午孟冬谷旦，书者无考），三进匾额为“道统天人”（咸丰已未年瓜月谷旦，书者无考）。殿内两侧顶角山头各有对应明代珍贵壁画18幅。取材多为梅兰竹菊、山水风景以及器皿图案，国内清真教堂罕见。南北两侧讲堂各3间、耳房各1间，北设沐浴室3间，另有南房3间。
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保安州改为保安县，为同陕西保安县相区别，民国三年改为涿鹿县。保安州虽然已成为历史，但“保安”这一称谓却深深地扎根在人们心间，在之后的50多年间，下“保安”、进“保安城”依然留在一些人的生活中。
虽然涿鹿这一称谓在消失了近1500年之后，又一次登上了历史舞台。然而，迎接它的却是战争与苦难。民国年间，战乱与匪患在这块土地上频繁出现，社会混乱不堪，经济千疮百孔，涿鹿城在风雨飘摇中苦苦挣扎着……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县城格局几乎没有变化。20世纪70年代，县城东风路（原东风大街)西段的建设，打破县城旧有格局，迈出县城西延北扩的第一步。70年代末，城区面积由原来的0.8平方千米发展到1.84平方千米。1989年，城区面积发展到4.5平方千米，但城区建设基本上处于“见缝插针”状态。
1993年，轩辕路的开通，彻底打破涿鹿县城的旧有格局。2008年，城镇面貌“三年大变样”工程启动。三年间投资23亿元，完成轩辕路、东风路的延长及合符大道的拓宽改造工程，许多商业用房、居民小区拔地而起。县城逐步形成了四纵（合符大街、人民大街、西环路、东环路）四横（隆都路、轩辕路、东风路、南环路）的格局。2009年，县城占地面积达到11.6平方千米。2010年，环绕东、南、北17.66千米的县城大外环建成，由主城区、科技园区、内环路、外环路组成的“二区二环、七纵七横”的大县城框架形成，基本完成了县城由旧式格局向城市格局的转化。涿鹿城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了人们的视野中。
我们相信，涿鹿城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
作者：谷新声
（本文采用了《黄帝与中华文明》一书部分资料）
